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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书生财富三章  

2008-08-23 10:22:32|  分类: 论述 阿斯匹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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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年过半百,一直都未把财富的学问参透,但是,有许多生活经验,却给了我教育和认识。于是,把这些着实普通的感受写出来,或许能给年轻的朋友们一些掌故?给年老的同龄们一些谈资?

省钱与赚钱

少年时代,赶上的是“新穿三年,旧穿三年、缝缝补补再穿三年”的时代。家庭教育的格言也是朱子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当时,发家致富是资本主义思想,不能说、更不能做的。由于经济不发达,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财,大多数人也谈不上什么理财观念了。

你如果想要在某个方面的生活上略有改善,譬如说穿的好一点,就必须得靠另一个方面的勤俭节约才行,譬如吃得差一些。这大抵是当时大多数人认定的“财富守恒定律”。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注意积蓄、简朴生财是几乎所有家庭的信条。一般家庭都在“余”字上做文章:过年大门上喜欢贴两条大鲤鱼,年夜饭也都留着两条鱼不动筷子,一直放到大年初一。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物质极端贫乏。有限的食品、蔬菜要供应多到几倍的人口,于是排队就成了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我这个13、4岁的孩子来说,不管风霜雨雪,每天早上4、5点种就被母亲催着爬起来排队买菜,也实在是苦不堪言。

但是,每天排队买菜却有一个好处。母亲总要给我几毛钱菜金,我则在节约上动足脑筋。每天买菜,尽量多找一些零钱硬币,到和母亲结帐时,死皮赖脸地问她将这些似乎小零小碎的一分两分留下,放到我的一只小盒子里。

真个是“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只半年工夫,我已经可以大着胆子走进南京路的“朵云轩”,雄赳赳地买回我所喜爱的宣纸和毛笔了,第一次尝到了节省和积累的好处。

68年下乡到农场当了农业工人后,每月工资18元,扣去饭菜金6元,实得12元。一个农业小队二、三十人,全部工资一个信封口袋就都放进去了。尽管嘴里不崇尚金钱,但是挨到能领到工资的每月5号,整个农业大队都充满了过年般的气氛,连打架、骂娘的事情也少了许多。

我在农场时,许多已经插队的老同学经常三三两两地来玩,一住一二天。睡,自然没有问题,挤一挤就成,但饭是三顿都得吃的。有一回两个黑龙江的插兄来玩,一住六天!这样一来,我亏空了。但是并不着急,因为深知吃中是最可以省钱的——当时吃的比例在全部收入中是最高的,要省,当然也就最能省出成效罗!后来才知道,那叫做恩格尔系数。

凭我的经验,这些钱从我的三餐中完全可以省回来。于是,大着胆子问他人借了钱,每顿饭保证朋友们有一两小块肉(一毛二分)吃。真是“关门躲债主,设法做人情”。

同学走后,我开始每顿只买两分钱的菜汤下饭,以便省钱还债。结果一直吃了十几天,还没有把亏空填回来!一查原因,菜吃得苦,饭量却由于油水太少而从刚开始的12两(当时是1斤16两制)暴涨到了每顿饭量在一斤四两到一斤半左右!结果饭钱倒又用掉了不少!好不容易等到借债还清,经济复苏,我高高兴兴地开戒,一顿吃了二两小块肉!

不知道是否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还是一下子油水来得太多,竟然得了肠炎,肚子拉到躺在床上起不来……这使我对单纯的节省观念产生了怀疑——省了这里,可能坏了那边。

改革开放以后,似乎就在不经意间,关于财富的不同观念就出现了初次的碰撞。省钱与赚钱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也成了家里的“世纪问题”。

8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单纯的节约已经不是改善生活的方法了,只有主动出击,才能够使家庭富裕起来。“看来赚钱比省钱重要。没有我们的工资和零星赚来的外快,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缝纫机哪里来啊?”我说。

对立的观点却道:“要是进来的钱不节省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家用电器呀!”

到了90年代末,更多的人在“节流”的同时,认识了“开源”的重要性。但不同的意见依旧:“要是注意零星积累、坚持自己擦车、自己剃头、自己做衣服、客人来了自己做饭,总之是发扬‘延安精神’,恐怕连房子都买成了!”

尽管争执不断,客观的情况却在说明着问题:已经很少有人自己烧菜请客了;我早年的全副理发用具开始渐渐生锈;缝纫机也成废铁一堆,放在儿子房间里做了旧电脑的“电脑桌”;家中三辆自行车从不自己擦洗;本来拖地板、擦玻璃的工作也让给钟点工去承担了……。这,大概是两种观念开始发生倾斜的物证。

然而房子终究还是没有买成 —— 因为还没有更为先进的提前消费的意识、“先用后付”的胆量或者说“吃卯粮”时髦。

成本与效益

很多年以前,人们的成本意识都是非常淡漠的。也奇怪,那时,总觉得时间过得慢,真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时间,既然没有用金钱进行度量,也就没有了金钱的价值。于是,生活中的很多琐事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譬如,我的自行车就从来都是自己擦的:找一个星期天,准备好从厂里弄来的机油回丝,把车子倒过来,擦洗涂油,摆弄得油光铮亮。这样擦洗一次大约是四、五十分种的时间,甚觉劳动光荣。

改革开放后,有一天,路过四川路桥,看到有专业擦车的,两元钱一次。口袋里摸出几个硬币,把自行车一搁,自己到桥头观赏风景,顿觉省事而潇洒。

从此以后,再也不愿自己擦车了,何必呢?怪浪费时间的。非但如此,还推而广之,只要是可以请人做的事情,一律用钱支付。连本来由我做的家庭力气活,也从此不再沾手,手上的老茧都渐渐地消退了。结果妻子惊呼:“这个人不如以前热爱劳动了!”

但是这样做却有一个好处,省下的不是东西,不是钱,却是时间!时间成了我个人支配的一般等价物。我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再去换钱,或者去做我更应该做、更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像以前那样,虽然省了钱,但是最宝贵的时间却没有了。而一旦没有了时间,就始终处于被生活所支配的境地,那是非常可怕的。

从此,成本观念开始成熟,做什么事情都讲究成本、注意效益。

当时,我上一节额外课的平均收入是几十元上下,平均一分钟有差不多一元钱。很显然,我用自己本来可以挣几十元钱时间去擦车、拖地板、擦窗户、买菜,就太花不来了——成本太高。所以这些时间应该尽量去上课。如果没有那么多课上,就宁可休息,因为上课是需要精力也需要知识积累的。我必须具有充沛的精力以及充分的知识和技巧,才能把课上好,别人才可能继续请我。

以前很少叫“差头”,因为想省钱。有了成本观念后,我把时间长、累人的挤公共汽车,换成了叫“出租”。因为我要节省的是时间!

经常有杂志报社约我写稿,写一篇可以发表的千字文大概需要个把两小时,而千字文章的稿费那时是二、三十元。叫“差头”一般一次十元左右,我却能省出不少时间,在车上还可以打腹稿。所以即使经常叫出租,成本还是低的。现在稿费涨了许多,用稿费支付出租换取时间,就显得更为划算了。

以前因为路比较近,我骑车上下班,既节约车钱,又锻炼身体,很符合成本原则。后来学校搬远了,花两千多元买了辆电动车。散会或者下课,同伴们还留在办公室闲扯的时候,我已经“一出二三里”了。节约时间,就是节约金钱,当然更重要的是爱惜生命!

我不喜欢助动车,环保太差;也不敢骑摩托车,太危险;买私车,养路费、牌照费、保险费,成本不堪。于是选择了这种具有最安全、最快捷、最便宜的平均值的“坐骑”。

按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相得益彰的。但在十多年前,大学的书呆子们似乎更讲求社会效益。“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类的古训,多少年来一直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认同和事业追求。

于是大学老师们总是以出书为荣,只要能够出书,就是最高的荣耀。至于是否有读者,是否有市场,是否卖得出去,能得多少稿费、版税,倒是置之脑后。出版后的著作,互相之间你赠我、我送你,还提上一句什么某公“雅正”之类的话,聊以自慰。

90年代初,出版业不景气,我写了本讲家庭教育的书。仍然是不惜任何代价,只要出版就好。出版社的条件是作者包销,还要先交8000元,我一口答应。一年之后,该书出版,印数8000,得稿费1500元并得书3000本。

这3000本印刷质量甚差的书于我来说,数目不小。找了个开卡车的朋友,先运来家中两千。这下,本嫌逼仄的小屋变得“‘书’山重叠金明灭”。遍地的《快乐父与子》,把全家的“快乐”挤得无处藏身。在妻斥儿烦之下,我整天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做一个教师之外,再做一个书贩子,把这些自己精心炮制却又为自身带来无比烦恼的劳什子快快请出门去,并把亏本的钱再捞回来。

于是,四处发信求援,找同学、朋友、老师、亲戚帮忙。总算幸运,他们听说大学的某某要做卖书的营生了,也许觉得可爱,也许感到可笑,更多的大概认定是事出无奈,纷纷伸出救援之手。一年不到,两千销磬。

此后,我和好朋友屡屡骑自行车从东区赶到西区的书库零零碎碎地车回一百两百本书,然后三三两两地拆卖。历时一年,总算把书全部请完。最后一打算盘,8000元本钱捞回,略有盈余。“还好,没有亏本”,像“林家铺子”的林老板似的细细点着厚厚一叠零钱,冒出一句属于生意人说的话。然后,找个小酒店,请帮忙的朋友“唰”了一顿。

懂得了成本与效益的道理后,很少再做以上蠢事。今天,知识已成经济,因此稿子未成,先考虑市场——其实话又说回来,你考虑市场,出版社能要你的知识么?

平衡与求异

有两种财富,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虽然人们经常用“良田万顷、日食三餐;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来证明有限的生物体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也是有限的道理,但是,这“三餐”和“八尺”,却不但不可少,还应该尽可能地精美、营养、卫生一些,舒适、宽敞、豪华一点才好。于是物质的追求,就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目的。

90年代初,大学依然清贫。想到读了十几年书,付出的成本甚高,收入倒不如人,颇有不平之憾。

这时,有人介绍到一家大公司工作,年薪若干若干,效益如何如何,十分诱人。到那里一看,果然气象与学校大不相同,别的不说,单就宽敞的办公室和气派的办公桌、老板椅,就使人砰然心动。怀着美好的心情,倒是去试了几天。

然而一开始就不习惯。因为公司是坐班的,9点一定要到,又必须在下午5点才能离开。大学是不坐班的,时间上显然要宽松得多!

另外,上班的时候,事情又不是很多,但多出来的时间只能看看报纸、扯扯闲话,是不能做其他事情的。这于我多年来完全自行支配时间、从不浪费的作风已经大相径庭。

此外,那厢的工作又大多是重复劳动,安排活动、创制文件、迎来送往,很少创意,我就更难以认可了,觉得自身的价值大大打了折扣!尽管薪水翻了几番,生活的意义却没有了。上帝给我开了一扇门,透气的窗户却给关上了!

回想自己在大学课堂和学生们高谈阔论,几多惬意!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思考、自由写作、到图书馆吸收各种最新思想成就,几多快慰!

如此这般,三天一试,已经如坐针毡。虽然经理一再婉留,对我的初步工作表示极为欣赏,但是仍然不愿意为高薪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先已经习惯而且十分热爱的工作。很快又回到了我那充满激情的教室,和青春蓬勃、热情可爱的大学生们在一起。

事情就这么奇怪,回过头来再看看原来那不够丰厚的收入,忽然变得珍贵起来;原来不平的心境,也变得满足起来。原来,这物质的东西是和精神的内容参合着存在的。利有了,害也就跟着来了。至于怎样平衡利害、保持中庸,却是一大学问哩!

孔夫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经济学的目光看来,只有开辟不同行业、不同产品、不同研究、不同领域,一句话,只有求异而非趋同,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这也是我最终没有离开学校的原因之一。

前几年上海的足浴行业不多,利润颇丰。商家一看有利可图,纷纷上马。现在走到哪里都有洗脚店,而且同一条马路相间着就有好几家,而爹妈们并没有给客人们多生两条腿。于是互抢生意、成本升高、利润下降就是必然的了。

因此,当别人搞这样的时候,你去搞那样,才可能得到最高的利润。只有交错了相同的利益竞争,才能利润丰厚、关系和睦。而正是这种市场机制,才使得人们不断进取和创新。

似乎连做学问也是如此。据说全国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研究生已经成千上万,一个鲁迅被这么多人“研究”,文章都没有地方发表了!其实,你研究文学出了名,我就舍弃了去搞教育。你搞高等教育,我就搞普通教育。这样一来,原来的独木桥畅通了,没人掉下河,另外的地方,倒是又架起了各种桥梁。各走各的路,条条道路同罗马!

看来,“君子和而不同”,不但可以使个人走向新的生活,如果大家都这样做,还能丰富市场、利于经济哩!

尾声

我有位同学,是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有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他最得意、最顺利、最舒心的一次商业谈判是在和香港巨头李嘉诚先生之间进行的。整个的谈判过程非常顺利、平和、简短。因为互相之间首先考虑到的不是自己能得到多少,而是考虑对方能得到多少——大家都为对方着想,哪里还会有谈不成的生意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许永远不会出现那种大规模的、进出成百上千万的生意经,但是,我们难道不也要和同事、朋友、亲戚、同学、同行,甚至同妻子、丈夫、父母、子女,相濡以沫、同舟共济,通过一定的商议、讨论、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必须靠大家协力才能完成的某种工作、某种目标或者说构筑某种共同的理想生活吗?

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在我们的人生中,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协商与谈判、互助与合作。多考虑一些对方的利益并以此来获得信任和同情、从而通力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吧!也许,这是获取财富的一种大度的经营方式,也是为人处世的一种良好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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