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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的“袖珍”大学  

2008-08-23 10:24:54|  分类: 散文龙井咖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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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 baijianone - baijianone的博客

 作者按:

上海大学文学院来信,说是要请各位上大遗老写一写过去的那些事情。

“过去的那些事情”不少,趣味的、难忘的、铭刻于心的实在很多。但是由于现在毕竟还没有老到“熟透”,还不想一本正经坐在桌子旁边敲打那单调的回忆鼓点。于是,把已经发表的旧文翻出来,加点盐、添些醋,换了个题目,交账。

然而这一添加,确实把从前的黑白片子似乎又点染上了些许彩色,事情显得更趋鲜明,人物变得更趋生动,于是,将旧文换去,将新文贴上。

1979年初,我离开日夜相守7年之久的一家郊区化工厂剧毒车间的苦兄弟们,跨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当时已31岁。

清晨,特意穿上一件八成新的今天已成出土文物的蓝色的确凉卡其布军便装,提着一只平时上班已经用了多年的黑色提包,由于装满课本,黑包的拉练已经无法拉上,揣着一张公交车月票,怀着做新郎一样的心情,哼着小呀小儿郎,背着个书包上学堂的儿歌,上学去了!

妻子抱着只有三个月大的儿子在楼上窗口伸出半个身子向我频频招手,祝福我走上了新的生活。

已经70多岁的白发双亲老泪纵横地把我送到大门口,在我的提包中又颤颤地塞进一本咖啡色活页笔记本作为上大学的礼物 —— 他们都知道,对于我这个黑五类出身的人,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

77年最使我激动的新闻就是恢复高考,而这条消息中最使我热血沸腾的就是“原6667届的学生报考大学,任何工作单位不得阻拦”这句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的说明。

一宿未眠,第二天鼓足勇气到车间去报名。副书记先是诧异地看着我,接着就友好地笑了:小李,侬去读啥格书嘛!侬格老头子的历史档案有介厚!他张开双臂,做了一个夸张的类似于拉手风琴的动作,我看了几天还看不光。走得脱伐?侬?!

确实,77年第一次高考就没有走成。一个人躲到马路对面的宿舍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午夜时分,抹了抹眼睛,回到上夜班的兄弟们当中,戴上防毒面罩,继续默默地干活。

我很平静,因为决心又一次下定!

不久,低着头,在一些人的指指点点中灰灰地再下考场,然后战战兢兢像等待宣判似的煎熬。可是,只等得夕阳西下、曲终人散,也没有看到那只重似千钧的信封——10年来的希望,一下子被压得偏扁的。

但是救星邓小平没有让我们这批人失望。老人家用他的大手,在将要倒水的脚盆里又细心而慈爱地摸索了最后一回。

1979年的元旦放假,百无聊赖。2日继续上班。当我在徐家汇等厂车的时候,有位同事拉着我问:你考取大学了!?”“我考取大学了?!不禁心头一惊!即刻,内衣就被热汗浸湿了!是战栗的欢欣?是绝望的愿望?我说不清。

当最终证实了我在78届大学扩大招生的时候居然被录取大学的消息时,才真正体会到了比白日放歌须纵酒初闻涕泪满衣裳更为了得的狂喜!

当时,我的学号是92,排在全班最后一名。同学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刚刚挤上大学的公共汽车,背后的门就被关上了!

中文系的班级还真大,老、中、青三代共有92口人!各占大约三分之一。年龄从最大的到最小的竟然相差整整13岁!

老头子们大多已经胡子拉渣、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黄,“老太婆”们也已经开始生儿育女,负担家务,而小伙子嫩嫩的嘴唇上,还只有毛茸茸一抹黑晕,“小姑娘”翘翘的小辫子上,也还扎着漂亮的头饰。

晚上自习时,“老烟枪”们会三五成群跑出校门,躲到隔壁弄堂的过街楼下面去过过瘾,小同学们则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像小学生似的双手一撑,从两张课桌中一跃而过。

吵煞了!不知哪个老太婆喊道。即刻,教室里像被关掉了某个按钮似的,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有一段时间,儿子年幼肺炎发烧,急得我不知所措,一放学就得往家里跑。于是,来回的公车成了自习的课堂,虽然那么盼望着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晚自修的美妙时光啊!

不久,开始时兴起跳舞来。虽然小同学们眼馋地看着隔壁79届班级男女同学们的潇洒浪漫,但是交谊舞在我们班级从来不曾流行——因为老头子老太婆们都不跳!老头老太们好学不倦、分秒必争的带头作用,成了班级里的表率。所以我们班的小同学们,也都特别用功。

我们大学的老师们都是复旦鼎鼎有名的人物,如:蒋孔扬先生、贾植芳先生、黄运熙先生、赵景琛先生、王水照先生、刘季高先生、李平先生、陆士伦先生、翁世荣先生等。他们的学问和人品,使我们崇拜,促我们模仿——真所谓“讲课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者也。

在我们的脑海里,至今还清晰地留存着先生们的趣闻和轶事。

赵景琛先生讲的是中国戏剧发展简史,老人家说着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长长的像帕瓦罗蒂唱歌时用的白手帕,用兰花指甩着花样,一边扭着花旦的身段,一边就唱将起来:

 

说命苦,真命苦,

一身一世讨不到好老婆。

人家的老婆绣花又绣朵,

我家的老婆是个懒婆……

 

老顽童的天真与执着,博学与敬业,让我们这些三十岁就自以为老没出息了的学生,惭愧不已。

当年正在全国范围播放日本电影《追捕》。大概由高仓健主演的杜丘太深入人心,连苏轼研究大家王水照先生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在讲唐代诗歌这一章时,先生脱口说道:唐代诗圣杜丘的三吏三别’……”话音未落,全班爆发出从来没有过的笑声。

水照先生有点尴尬,他扶了扶眼镜,不动声色,继续讲课。但是当讲到杜甫的艺术风格时,又冒出一句:“浪漫主义风格的杜丘……”这一刻,连他自己也不觉大笑了起来。

刘季高先生开的是选修课“《诗经》研究”,听说刘先生来,我们早早就把教室打扫干净,将讲台搬开,从办公室借来了系主任的靠背藤椅子放到教室的台脚上,旁边放一只方凳,上面摆一碗泡好了浓茶,单等先生的到来。一旦开讲,先生就开始细细品味着我们准备的醇厚的香茗,而我们,也就细细地品味着刘先生同样香醇的诗经。

先生从来不带书上课,诗三百,都在老人家的大脑里一以贯之。先生讲课声音很低,细细密密,有似春雨的淅淅沥沥。讲到得意处,竟然轻轻地哼唱起来,全然一种浑然无我的至高境界: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听着听着,那略带沙哑的苍老的歌吟,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几千年前具有同样情怀的古人面前,情调是那么优雅、感情是那么直白,这哪里是在上诗经课,分明是宫商的熏陶啊!

如果说梁启超写文章是“笔中常带感情”,那么,吴欢章先生讲课时,则语中常带情感。说到激动处,先生眼眶中常常噙着泪花。

在讲《阿Q正传》时,他提高嗓音说道:同学们,阿Q想到“儿子打老子”时,居然不觉得耳刮子的疼痛!鲁迅先生写道:“他——睡——着——了!”同学们!“他——睡——着——了!”这是多么沉重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语言啊!

此刻,欢章先生自己首先被感动了,眼睛框里闪闪地亮着。先生强调的语气,唤醒了我们十年来同样愚昧的猛然觉醒。

李平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学史”。先生是湖南人,带有浓厚的湖南腔调,很合我的胃口。先生喜欢幽默,一节课下来,总是笑声不断。

讲到杂剧中的一个人物时,先生道:这个女人姓“贾”,叫做“若真”——也就是“假如我是真的”!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给逗乐了,因为我们刚刚看过的话剧就叫做“假如我是真的”。

读书四年,最最使我们兴奋的事,莫过于请著名演员、艺术家、文学家到我们班级讲座。

翁世荣先生是研究电影和戏剧的,因此有许多电影戏剧界的关系。

一天下午,听说有位大演员要来为我们班级讲座,但是不知道是谁。我们早早地就下课了——上课的老师怕耽误了讲演,破天荒地早早收场——全班同学兴高采烈地在教室黑板前放了一排课桌。课桌上还铺上了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白色的台布,放上麦克风和清一色有盖的茶杯,放上茶叶,教室俨然成了一个会场。

只听得走廊传出一阵低低的欢呼,一个中等个子、大约六十左右的男子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大家定睛一看,惊叫道:“啊!许云峰!”“哈!林则徐!”“聂耳来了!”——是的,他是赵丹!“赵丹!赵丹!”同学们互相传递着兴奋的眼神。

赵丹入坐后,一次次摘下眼镜,朝眼镜片呵气,然后眯着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透过他的老光镜片,像探照灯似的朝我们下面的学生左右扫射,模样十分撩拨,引起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断的窃笑,而且马上就喜欢起这个电影王子来!毕竟,这是中国文艺界真正令人敬仰的大家啊!

那天他谈了很多有关电影艺术和话剧艺术的关系问题,记得他说道:话剧演员演电影的最大问题,就是话剧演员平时动作夸张,一旦要拍电影的特写镜头,就特别别扭。

上海的昆剧名丑刘异龙也到我们班级来讲过课,在课堂上他还表演了特别有名的《下山》中头颈甩佛珠的技艺,引得满堂喝彩!

他说,演戏必须有精气神,走到舞台的“九龙口”(舞台正中的地位),就那么一亮相,就必须把全场怔住,把观众的眼睛都吸引过来!

说着,他在已经围得水泄不通的教室前台走了一个圆场,来到“九龙口”这么一站,眼光如炷,咄咄逼人!呵呵!舞台演员身段神情的奥妙,原来如此!

说到戏剧,还有一位我记忆深刻的徐扶民先生。

是他,屡屡在全班表扬我对戏曲的领悟,并对我的课堂作业《生活节奏与戏曲危机》大力褒奖,这些,都是我后来选取这个题目作为毕业论文的原动力。论文之所以获得优等并且发表,都多亏了扶民先生对我的褒奖!从此,我懂得了表扬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多少年的教师生涯,屡屡用此,屡屡有得。先生谢世,我曾去老人家府上,磕了三个响头。

在读大学四年中,学校几乎每个月都发给电影票,让中文系学生到上海黄浦区的新光电影院看刚刚开禁的经典外国电影,这是中文系的特权,曾经使得其他系的同学产生过许多莫名的妒忌。

要知道那还是79年、80年代,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月,我们就有观赏《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点》、《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等等世界优秀电影的资格,该是多么地骄傲和自豪!

每次看电影之前,翁世荣先生总要给我们做一些有关思想和艺术性的讲解,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看《冰海沉船》。翁先生告诉我们,这部片子最大的特色是写“群像”,《罗马11点》也是写“群像”。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了“群像”的镜头剪接艺术与艺术表现力的关系。

几乎任何课程,只要老师宣布下课,同学们都会一拥而上,将老师围得水泄不通。

有探讨历史的、有询问问题的、有讨教治学的、有对照作业的。老师们这时的讲授,则显得更为直接、更为自由、更具学术氛围,更大胆、更深刻,也更为火花四射!他们的教诲,彻底地俘虏了我们的心——感情的心和学术的心。

率真的师生交流,一直要持续到再次上课铃响才依依离散,因为下一节任课先生已经出现在教室门口了!而下一个下课铃响,必定“涛声依旧”!

当时这种莘莘学子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在今天的大学课堂,早成绝响。

午休时分,教室里经常出现的是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辩论。教室里经常围成一朵又一朵的花儿。而一个花朵,就是一个主题。同学们唇枪舌剑、高谈阔论,听得我目瞪口呆。虽然心里也有话想讲,但是文革整整十年来都不敢在公众场合开口养成的习惯,令我安心地躲在角落里,像孩子们看戏似的张大嘴巴。大概只有眼神,在表达着我对一些问题的臧否。

很多年以后,任教过的老师们还在夸奖我们:“78届是最好的学生,不但学习刻苦,连书法都是一流的!

其实,何止书法?音乐、美术乃至体育都出色的同学,班级里比比皆是。就学问之涉猎、技艺之广博、人生之阅历、世事之洞明,也可算是博士了。

我的大学总面积只有18亩地,当时的建筑也只有三处。

一曰钟楼(见题头照片),是三层的教学楼。大概有教室不到十间,每间教室都济济近百人。由于听课纪律极好,老师上课一般不用话筒。

一曰礼堂,可以容纳大概几百个人。逢年过节,我们就会在那并不宽敞的舞台上认真地演出各种各样的大学生传统节目如鲁迅的过客、曹禺的雷雨片段等。

还有一处就是钟楼后面的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有着绿色塑料顶棚的食堂,零星地放着一些八仙桌和条凳。人多食堂小,然而秩序井然,很少有人插队。

刚开始时,学校甚至没有图书馆,只在一间普通教室的桌子上摆放着为数不多的报刊和杂志以及不多的专业书籍,而且一律堂阅。即使那样,却座无虚席。后来人没有座位时,就在水门汀地上,垫张报纸,席地而坐。大家近乎饕餮地吞食着那些刚刚开放的有限的图书资料。

也有体育课,但是由于操场狭小,班级众多,不是球类活动,大多不得不利用仅三、四米阔的校园水门汀走道进行。

如果是跑步,就绕着几个建筑兜圈子。如果是跳高、跳远、垫上运动,就在水门汀走道上铺上厚厚的垫子开场。这样一来,过路的就只能侧着身子避让了。

我们同样非常珍惜这令人兴奋的体育课。男同学几乎个个喜欢打球,一上球场,立刻不见了“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意气,个个变得豪放而野蛮,好斗而气盛。

三十多岁的人,还能够像孩子们一样翻跟头、跳木马,还能够疯在一起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重温往日的童趣,真乃人生莫大的幸福!

因为大学面积实在太小,三转两转,就要碰到自己的老师。于是,一天下来,往往要和同一位教师打上多次招呼。在钟楼小小的穿堂里,李先生好!”“王老师好!的问候声不绝于耳。

写到这里,看官或许疑问,这究竟是哪家大学呢?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袖珍大学呀!

她,就是曾经为扩大招生而创办于1978年末的“复旦大学分校”——即今天“上海大学”的前身。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她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早就不存在了……

她曾经坐落在现今上海虹口区西江湾路和大连西路的交界处,面积狭小、设备简陋、地处嘈杂、貌不惊人。

但是,我却至今铭记着她的恩情,深切地感激着她博爱,觉得她比世界上任何最经典和辉煌的大学都要庄严与美丽、神圣与仁慈。

每当经过她的旧址,我总要默默地向她行注目礼。

是她,首先摈弃了家庭成份的偏见,让我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学业;是她,为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输送了急需的第一批紧缺人才。

复旦分校,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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