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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文学  

2008-08-25 20:39:55|  分类: 新闻文学 盖浇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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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0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政治局势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年4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全党。《纪要》提出要破除对30年代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提出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坚持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以彻底搞掉这条以“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黑线”,全盘否定了中国17年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康生、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文艺黑线”专政论,也被正式写入其中。

至此,“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中国开始了历时十年的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文学完全沦为政治和政策的图解,丧失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在此期间,新闻文学流露出对时事政治、新闻事件的空前关注和急切反响。

作为政策与策略的反映,以“上山下乡”为题材的“知青文学”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成为新闻文学的一个分枝。“文化大革命”时,当“上山下乡”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时,“知青文学”的新闻性和宣传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如果说,早期的“知青文学”多由宣传部门以“上山下乡”的政策导向为内容的话,那么,当知识青年自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后,就出现了以反省为特色的“知青文学”了。

1976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治事件却是以诗歌的集中发表为表现形态的。“天安门诗钞”,就是当时人们压抑在心中强烈爱憎的主观表露,它为一个时代的群众情绪作了真实的新闻记录。

此外,1974年的西沙海战,也有一些新闻文学作品予以反映。

 

第一节 “知青文学”的新闻性和宣传意义

 

“知青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它的走向可以分为两个分支,一种是以政府宣传部门组织、为彼时彼地“上山下乡”政策和策略服务的“知青文学”,另一种,则是由“知识青年”自己饱尝生活艰辛后反省的产物。

第一、由政府宣传部门组织为彼时彼地的政策和策略服务的以新闻宣传为主导的“知青文学”。

20世纪50~60年代,“知青文学”的创作主体并非知青本身,而是一些代言人——政府文化、宣传部门的专业作家。他们站在国家的政策立场上,代知识青年立言。所以,人们听到的只是国家、政府的声音,这些作品多是以宣传和褒扬为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动员农村中、小学生回乡务农的时期。随后,在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灾难的逼迫下,在20世纪60年代又逐步发展成为动员城镇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过程。

回顾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知青文学中的回乡知青形象的变迁,可以看到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农村知识青年不同的政治要求。

由于社会政治动荡、文化转型速度的加快,从1951年的反映农村互助组到1953年描写回乡知青建设新农村、从60年代初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4年之后,“知青文学”中的回乡知青开始被描写为建设新农村、移风易俗并参加农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先锋,“知青文学”平均不到3~5年即发生一次主题与命名的重大变更。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1951年,已经有一些反映农村青年互助组的小说出现了。其中马烽195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结婚》,就以赞颂农村新人的新思想、新风貌为主题。

马烽(1923~   ),原名马书铭,山西孝义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冬到延安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并开始业余创作。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第一次侦察》。1944年和西戎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建国初期,写有《一架弹花机》、《结婚》、《韩梅梅》等短篇小说,表现了他对新生活和新的人物的热情与敏感,但开掘欠深,作者也自认为真情实感不够。

短篇小说《韩梅梅》描述了考试落榜的两个青年。韩梅梅回乡务农,成了劳动模范。而张伟却嫌当农民丢人,结果一事无成。马烽通过正反两种形象,为回乡的知青指出正确的人生道路。值的注意的是,对反面人物的批判从思想上转为道德批判,这就成为以后知青文学道德教化的滥觞。

随着1953年团中央组织高小、初中生回乡务农文件的下发,一些描写回乡知青建设新农村的作品开始作为文件的形象阐释而出现,如马烽笔下的回乡知识青年就开始扮演新的角色,他们成为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在劳动中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的受教育者。

1953年中共中央开展动员农村知青回乡务农的宣传工作,是促使作家改变回乡知青新形象的重要政策依据。由此也可以看到新闻政策和宣传导向对新闻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

1955年中共中央就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务农问题,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并发表了社论,回乡知青开始受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一些回乡知青模范在报刊、广播上占有了显著位置。与此相适应,反映这一主题的小说也开始出现。这些作品以宣传知青回乡务农大有作为为主题,人物大多概念化、简单化,成为国家政策的宣传武器。但是却具有极强的新闻性和“宣传性”。

如李准于195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林业委员》,就把主人公描写成回乡建设家乡、科学务农的农村新人。毫无疑问,这时的知识青年,又成了新政策的图解。

李准(1928~  ),河南洛阳(现改为孟津县)人,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和电影剧作家。当过学徒、职员和教师。1954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建国以来写过中短篇小说五十多部(篇),此外,李准还写了十多部电影文学剧本,“文化大革命”后,发表了著名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知青文学”开始转向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塑造知青扎根农村的典型形象上。当时的知识青年如邢燕子、王培珍、浦锦文、侯隽等,都是全国青年的现实楷模。于是,宣传回乡务农的光辉前景又成了新闻文学追逐的形象,一批配合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品随即应运而生。如《邢燕子之歌》(郭沫若)、描写侯隽的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黄宗英)、豫剧《朝阳沟》等,兼具新闻性、时效性、真实性以及宣传性,为后来的知青文学向新闻方向发展定下了十分明确的创作方法和政治基础。

1960年9月,邢燕子事迹见报后一个月,河北省全省掀起了学习邢燕子的高潮。1963年,周恩来在同各大区负责知青安置的人员座谈,指出:“要大力开展宣传。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指河北宝坻县小于庄大队以张秀敏为首的六名回乡知青组织的铁姑娘队)、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于是,邢燕子的事迹很快被拍成电影,许多剧团争相编演有关剧目。后来,连著名学者、作家郭沫若也参与了这场宣传活动,写出了《邢燕子之歌》:

 

邢燕子,好榜样!/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园中育苗苗成行,/冰上治鱼鱼满网。/天寒地冻,抢种垦荒,/使石头长出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切工作服从党。/北大洼变成金银窝,/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邢燕子,好榜样!/青春献农村,青春永不老。/一马能当先,万马齐赛跑。/立下雄心天样高,/鼓足干劲风力饱。/克勤克俭,有说有笑,/能把劳动当成宝。/为国为社多打粮,/国好社好大家好。/司家庄变成鱼米乡,/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长江!

 

《邢燕子之歌》将文学与新闻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起到极强的宣传作用。然而不可否认,这种诗歌缺少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审美功能,与标语口号已经相去不远了。

豫剧《朝阳沟》是在1958年大跃进形势鼓舞下创作出来的,1960年后经过两次重大修改,1963年由长影厂摄制成电影。这出戏具有强烈的宣传意味,放映后在全国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并得到政府的肯定。

《朝阳沟》是一出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事实。该剧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教育思想,宣传“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体系。它不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颂歌,而且是宣传党的知青政策的“小百科”。它第一次完整地描述城市青年扎根农村的全景,并将这一“上山下乡”运动命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64年元旦,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康生等一同观看了此剧并接见了全体演员,表明了中央最高领导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全力支持。《朝阳沟》从此风靡全国,为“知青文学”定下了一个基调。

1966年,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很快形成了一股狂热的政治力量。正是这些红卫兵,成为了当时文坛创作主体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受到“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打上了权威主义的深刻烙印。同时,政治运动中形成的派系斗争和利益冲突往往使文学作品处于不同的政治背景之下,甚至是某些政治斗争的直接产物。因此,在红卫兵组织短暂的生命中却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一部分具有新闻价值的应时之作。这些文学创作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青文学”具有重要影响。正是这些“老三届”中红卫兵们,又成为后来“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和后期“知青文学”的创作主体。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为了推动“上山下乡”运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树立到农村扎根的新典型——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称赞他们是红卫兵的模范。“知青文学”在这一时期以官方组织的“三结合创作”和各级宣传队的宣传演出占绝对统治地位。

1970年在全国广泛流传一首佚名长诗《决裂,前进》(王靖)。这首诗是王靖以红卫兵友人沈自由为原型写的政治讽刺长诗。沈自由是北京13中高一学生、干部子弟,“红卫兵组唱”合唱的指挥。“红卫兵运动”结束后,“革命意志”开始“衰退”。王靖不满沈自由的生活态度,便在长诗的第一部分,以论战的方式进行了讽刺批判。

一个从农村归来的知青,与一个堕落了的城市知青进行严肃对话。一方是“扎根派”,提出应“离开京都繁华的霓虹灯/到艰苦的地方/开发/生存/斗争!”另一方是“颓废派”吹嘘“在典雅的沙发客厅里”,“高兴的带着满身酒精/烟草和风情/而不像穷光蛋一样/投入到它骷髅消度的泥坑”。

该诗集中反映了“上山下乡”初期,即1969年底到1970年初,知青间正在形成新的派系——“扎根派”和“不相信派”。

在长诗后半部“前进”中,诗作者抒发了红卫兵永远前进的革命壮志,“血染三洋水/尸埋五洲山”,“踏平白宫顶/重点列宁灯”,“我们要高举红旗/永远革命/做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红卫兵团/一名忠实无悔的/——红卫兵!/红!红!红!”对于“颓废派”完全否定,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意义。

1971年官方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下乡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孙康便动手写了一首长达百行以上的长篇政论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诗歌从巴黎公社失败写起,描写了社员墙、回顾了国际歌的诞生、怀念了欧仁·鲍狄埃、放眼国际风云后,再转回到中国的现实,提出“反修防修”的重任。诗歌中流露出对红卫兵运动的深切怀念,依然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视角。

“知青文学”在1972年进入了鼎盛时期,新闻性与宣传性的结合也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反映“文化大革命”现实的小说。与此同时,开创了具有强烈政治宣传意义的“三结合”的创作方式。

1974年前,官方的“知青文学”的主要内容还只是环绕着“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在1974年以后,“知青文学”的主题转向“与走资派斗争”。

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在1975~1976年间,“四人帮”开始重视开掘、利用红卫兵运动的历史资源,将红卫兵运动直接嫁接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反右倾”的阴谋活动上。宣传“红卫兵精神”,成为“四人帮”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号召的策略。红卫兵的造反历史,被描述为“反潮流”精神的具体体现。各种以红卫兵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在配合运动中被有组织地创作和发表。

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红卫兵文艺,特别强调创作主体的真实,一反常规地突出了作品中的文化主体。故事集《毛主席的红卫兵》由清华附中、北京市31中两校教师编写,并请当年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工农兵学员陶正负责全书的修改工作。

该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知青模范:朱克家、金训华、张勇等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事迹。并将红卫兵运动续写到批判“师道尊严”的黄帅,“反修正主义教育回潮”的张铁生,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鲁新民(原红卫兵,现上海星火零件厂工人)等“模范人物”身上。后半部分全部采用真名,因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官方树立的真实典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占据中央领导位置的“凡是派”仍然执行“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才算真正终结。

在此期间,整个国家经历了两年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党的领导人华国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传机构大力宣传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新的造神运动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前后席卷全国,各宣传部门大量出版歌颂华国锋的歌曲集、诗集等。各地方文艺刊物都开办了歌颂华国锋的专栏。知识青年被指派扮演拥戴华的角色,进行政治表态。

诗剧《重逢在纪念堂工地》(知识青年董康定)(《黑龙江文艺》 1977年9期),描述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延河畔和井冈山的京、津、沪三地的下乡知青相聚在毛泽东纪念堂建设工地。他们共同回忆起“难忘的1966年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再教育,与林彪、江青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的历史。江青集团妄想篡党夺权,他们“眼望北斗,日想夜盼”,“只等那进军的号角传来”,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宣誓要“遵照毛主席的遗志跟着华主席继续革命”。诗剧把红卫兵、知青十年来跟着毛主席造反斗争的历史,与“跟着华主席继续长征”联系起来,强调突出了宣誓者的历史身份和新历史任务。

第二,知识青年饱尝了上山下乡的艰苦与辛酸后,自觉的新闻文学创作。

1970年冬,在北京流传的佚名手抄小说《逃亡》讲述了东北插队的几个知青扒车返城,爬入拉煤的空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各自进入回忆,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而又令人留恋的往事。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人们发现了车厢中几个冻僵的知青尸体。他们抱在一起,在梦中一去不返,脸上还浮现着微笑。小说运用几个知青的回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不同的生活侧面,真实、朴素地描述了知青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命运。

湖南知青张扬的手抄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1971年在山西、内蒙古等地以《一代天骄》、《归来》等名字流传,影响波及全国。

小说初稿为短篇,创作于“文化大革命”前的1963年。其后易稿七、八次,经过了写作——流传——再写作的反复过程。

小说讲述青年科学家苏冠兰与丁洁琼相恋,因家庭反对、社会战乱和小人挑拨离间,被迫离散。20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发现恋人苏冠兰已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她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恩来赶到机场做说服工作,丁洁琼决定留下来为祖国工作。5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该小说在当时有四点突破,一是歌颂周恩来、二是歌颂知识分子、三是描述了爱情生活、四是提出了爱国主义的新主题。小说所反映出的观念是极其新颖和大胆的,小说在拨乱反正、呼吁人间正气和为知识分子唱赞歌方面,具有新闻的宣传性。当时,第二次握手是被当成真实的故事首先在知青中流传的,许多人看到的还是手抄本。

1974年10月北京一家报纸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为流传的情况。姚文元看后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小说描述的真实性。1975年1月作者张扬被捕,对周恩来的歌颂是导致作者入狱的最重要原因。

1972年,佚名诗作《生活三步曲》在上海、南京等地流传。该诗为杨东平所作,原名《第二步》,后有人补写了另外两首诗,与《第二步》合并在一起,名为《生活三步曲》一同传抄。《生活三步曲》反映了上山下乡后期,知青中普遍的怀疑和动摇情绪,在知青中产生了共鸣。

该诗记录了杨东平返城探家后,离别上海返回东北农村时的内心思绪。作者在诗中流露出对家乡、城市很深的眷恋。作者一方面宣称“我们不去幻想那美丽富饶的将来/——汽车、住宅/面包、牛奶/那是资产阶级的丑恶变态”,一方面则难以抑制内心泛起的忧伤和迷惘:“生活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谜/也不知谁/驾驭着我们的命运……/呵,不!/在这庄严的时刻,/想这些多么不该,/难道现在还能犹豫?”这种内心的矛盾是当时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作者真切地表达出了知青在扎根农村过程中的动摇和怀疑,它使我们体会到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经历的漫长、曲折、痛苦的心路历程。整首诗像是一篇内心独白,浸透着一种伤感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在广大知青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1972年冬甘铁生写出了在心中酝酿已久的中篇小说《第二次慰问》。小说讲述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充满热情来到农村,却很快发现上当受骗。在朦胧的觉醒中,他们开始寻找精神食粮,阅读曾被自己批判过的书籍。他们很快与极左的环境,与堕落的农村干部发生了冲突。有的知青受到迫害,有的女知青被强奸。几个女知青反抗欺辱,被农村干部诬陷为“反动分子”而被抓走。

1970年,中央下发26号文件,要求检查知青下乡工作,解决插队之前能够解决的实际困难,严惩迫害知青的罪犯。26号文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产生广泛影响。各地开始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1967年6月至1972年6月,单吉林省查出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就有2080起,枪毙22人,判刑508人,其中多数是强奸女知青的罪犯。这一情况在小说中也有所反映。

小说女主人公是一个毛泽东的崇拜者和上山下乡的先锋,她的理想在农村破灭了,当她觉醒时,她也被抓了起来。小说中有不少关于知青生活颓废,追求感官刺激、酗酒、乱交的描写。女主人公因“反动日记”被民兵队长抄出,被迫出走、四处流浪,当保姆、打短工。小说中有一些情节直接取自生活原形,如小说中知青为饥饿的农民请命,反抗交公粮的情节,就是出自李百替(北京人大附中红卫兵)在山西插队时,反对逼农民交公粮被抓起来的事件。

1973年王江创作了长篇小说《梦》,小说讲述兵团知青江晓生虔诚地个人迷信着,追求无私奉献。忽然有一天他进入了超凡入圣的境界,这是一种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圣人境界。而梦醒之后却尝到了幻灭的苦涩。该小说将作者身边的几个知青朋友都写进去了,小说记录了知青生活中的许多真实的场景。

刘自立在1974~1975年用笔名伊恕在《今天》第5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仇恨》。该小说是刘自立以弟、妹入狱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弟弟”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入狱,“姐姐”因为“颓废派”而入狱。在审讯员的分别审问中,“姐姐”在审讯员职业化的“智慧”面前出卖了“弟弟”的一些“罪行”,最终导致了“弟弟”的被判刑。小说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亲情被人为制造的仇恨所毁灭以及心灵中美好理想的被亵渎。

广大知青在1976~1982年经历了返城、待业和创业的艰苦、曲折的历程,这一切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创作提供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为知青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接下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中,都不乏有知青作家的参与,而此中以1982年叶辛创作的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为代表。

叶辛(1949~  )生于上海。1969年“上山下乡”赴贵州插队,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二十多年来,共出版四十余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

该小说真实地描述了知青生活的时代环境,现实生活的使他们想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思考得也愈来愈深入。《蹉跎岁月》的创作是以一个真实的故事为背景的:有个干部子弟,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插队落户到了一个偏僻闭塞、有山有水的村寨。在那里,他和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相识了。姑娘在生产队里放鸭子,他在河滩上放羊。在那些受歧视的日子里,是同病相怜也好,是命运的安排也好,这一对知青恋爱了,爱得很深沉。随着漫长的插队落户岁月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打倒“四人帮”,痴情的姑娘满以为命运会给她露出微笑,却不料事实给了她狠狠一棒。受迫害的干部官复原职以后听说儿子找了个出身不好的姑娘做对象,大为光火。父母亲出面以高压手段干涉儿子的恋爱,儿子抵挡不住大城市和舒适的工作岗位的诱惑,抛弃了女友,酿成一场悲剧。

  叶辛在《我和<蹉跎岁月>》的自述中说道:“听完这件事,我脑子里受到很大震动,没有心思继续聊天,一个人悄悄地回到屋里,找出记事本,先三言两语把此事记下,并在下面写了两句话:这件事可以写能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我要把它的结局写好,决不能写成悲剧。”  

小说中还刻画了农村中的极左干部和知青中的各色人等,正如叶辛自己所说的那样“写一写‘血统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残害,写一写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同时更希望写出我们当年那些知青各不相同的形象。”从真实性上来说,《蹉跎岁月》是颇具新闻意义的“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品。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青文学”一直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官方与民间)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并行发展。组织化的“知青文学”追随“文化大革命”官方的政治要求,非组织化的知青文学则努力创建独立的表意系统,沿着这条线索,他们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新闻文学脉络。

 

第二节  以“西沙海战”为题材的新闻文学作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农兵文艺”并不少见,但那单调的标语口号式语言,那充满现代迷信的个人崇拜内容,那毫无艺术感染力可言的表现方式,形成了一种千篇一律的模式,那就是:

创作题材只能局限在表现工农兵的生活,或反映革命派同“走资派”两条路线的斗争上;作家必须遵循“主题先行”的原则,从既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生活感受出发进行创作;必须向“样板戏”学习,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作为“根本任务”,在人物塑造中,必须严格遵循“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必须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在艺术风格上,只能用“东风万里”、“彩旗飘扬”式的光明语式来抒发豪情、表现生活,不准表现现实生活缺陷和阴暗面……

有意思的是,在那种不能说不苛刻的条件下,居然也出现了符合“创作原则”的新闻诗歌作品。

1973年8月底,南越当局非法侵占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9月又悍然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1974年1月11日以后,我外交部多次声明和警告。南越并未收敛其侵略行径,反而出动海空军入侵我西沙群岛中的永东群岛。我国忍无可忍,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给予来犯之敌以应有的惩罚。

西沙海战发生后不久,江青调用海军飞机送张永枚和浩然等人去西沙群岛进行实地采访。他们一天跑两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在一个月内创作出了关于西沙海战的实地报道,可以说,这是在政治的作用下,新闻文学的一次特殊的创作过程。

张永枚(1932~  )当代诗人,兼创作小说等。原名张实若,笔名黄桷数等。祖籍湖北麻城;生于四川万县。著有诗集《新春》、《海边的树》、《雪白的哈达》等。歌词《人民军队忠于党》、《骑马跨枪走天下》,叙事长诗《西沙之战》及长诗《二十把锄头》等。

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完成于1974年3月。尽管该作品政治倾向浓厚,艺术上也较为粗疏,但是“诗报告”仍以真实的文学笔调与手法快速地描述了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具备了新闻的真实性。从完成这一文学作品的短促时间来看,作品也具备了新闻的时效性特征。另外,作者在诗中第一次将西沙群岛比喻作一串撒在南海海面的珍珠,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在《西沙之战》的第一部分“美丽富饶的西沙”中,作者表述了我国的立场——“西沙自古是中国的领土领海”,“岂能让强盗霸占!”第二部分“渔民与敌周旋”中讲述了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叫阿沙的老船长与敌人抗争的英雄形象。

让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新闻报道:

 

新华社1974年2月4日讯

中国海军271编队和所载的1个民兵排驶抵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时,正值气焰器张的南越驱逐舰“李常杰”号和“陈庆瑜”号两舰在甘泉岛附近拦截中国渔轮。对此我271、274两艘猎潜艇立即向对方发出警告,迫使其最后转向离去。1月18日上午,连续几天游弋于甘泉岛附近海域的南越海军“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再次驶近中国407号渔轮,利用嗽叭筒高声喊叫,强令中国渔轮离开。

面对机枪、大炮的威胁,407号渔轮船长杨贵毫无惧色,面对面地对喊叫南越军官说:“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不走,就叫你们船沉人亡!”这名南越军官却回报以恶狠狠地恫吓。在威胁不奏效的情况下,“陈庆瑜”号恼羞成怒,竟开足马力一头撞过来,将407渔轮的驾驶台撞毁,在这严重关头,快速赶来的我271编队再次向其发出警告,这才迫使其离开……

 

再对照一下这里所提到的407号船长,便可以知道诗中的杨贵便是《西沙海战》中阿沙船长的原型,原诗写到:

 

听!/汽笛声,似哭丧/南越伪军兵舰侵海疆/可鄙的西贡傀儡/顶盔贯甲,舞刀弄棒/……/阿沙老船长/高大魁梧/岩礁般的坚强/双手叉腰/注视敌情/“抗议”的命令震船舱/高扬的国际讯号旗/聚集了七亿人民的愤怒和力量/“抗议侵我领海,命令你舰离开!”/这警告/叫钢铁也颤抖/敌舰转舵闪一旁/狡辩的罪犯/无耻,嚣张/竟挂出颠倒黑白的讯号旗/胡说西沙是舰港/另一艘敌舰也闯过来/合伙打劫逞疯狂/一艘在前面堵/一艘在后面撞/竟妄想/把我渔轮撞沉在西沙海洋……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在无形中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而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海战奇观”中则对1月19日发生的中越之间的一场海战进行了真实、形象、生动的描述。

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自己的失败,并在“怒涛”号被击沉后的当天,制造了一系列的骇人“新闻”,说在这场海战中,中国海军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同时在交战中还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针对这一说法,张永枚的诗报告写道:“新中国参战的人民海军,既没用什么‘科马尔级的驱逐舰’,更没用什么‘冥河式导弹’,我们是以小打大,以弱敌强,小试锋芒,就叫那老板和走狗丢尽了脸!”

与张永枚同往西沙的作家浩然,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方向。从西沙回来之后,他在一个月内完成了报道关于海南岛渔民民俗和渔民战斗业绩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完稿于1975年4月22日),具有典型的新闻文学特征。

浩然(1932~  ) 当代作家。原名梁金广,笔名白雪、盘山。祖籍河北宝坻。少时读了三年小学。1949年起从事青年团工作。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珍珠》、《蜜月》、《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篇选集《彩霞集》,散文集《北京街头》。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被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发表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

《西沙儿女》上卷反映了西沙儿女高举三面红旗,为把西沙建设成坚不可摧的南海长城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下卷通过对西沙自卫反击战惊心动魄的战斗的描述,表现了我西沙军民团结战斗、勇敢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雄气概。小说通过优美曲折的故事和散文诗式的语言塑造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其中对于事件的描写几乎完全是事实的报道,例如:

 

……南越西贡当局在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指使下,派出军舰和飞机,象蛆虫和苍蝇一样,蹿到西部永乐群岛的深航岛附近海面,劫走我国五条渔船,八十二个渔民,以及许多财物,污染了我们的纯洁的领海、领空,侵犯了我们的神圣的主权!

 

此外,他在小说中还直接引用了二月二十七日我国外交部发表的严重的抗议声明:

 

……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和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对此曾作过庄严的声明。现在,南越海军竟公然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劫走我国渔民和渔船,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全部释放被劫走的中国渔民,交还被掠走的所有渔船和其他财物,赔偿被劫走渔民的损失,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非法事件。否则,南越当局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小说中利用主人公阿宝之口进行宣传道:

 

“同志们,外交部今天的声明,说出了我们中国人民、南海渔民的心里话。我们中国人民最早来到了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史记》、《汉书》上有记载,岛上的碑文说得清,当地出土的大量铜钱、瓷器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的经历,每个人心里都有记忆。我们中国人民不仅祖祖辈辈在这些地方打鱼,在这儿长,而且,我们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我们西沙军民,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用青春和汗水建设了它!这些都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钢铁事实。我们坚决拥护外交部的正义声明。我们要认真地观察形势发展,等待上级的指示,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持外交部的声明!”

 

由上可以看出,这种叙述方式完全采用的是政策宣讲的口吻,更体现了该篇小说的新闻意义。另外,小说中屡屡引用毛泽东语录,充满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宣传意味。

 

第三节 天安门诗歌的新闻文学透视

 

1976年春,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活动十分猖狂,中国面临着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两种历史命运大决战的历史关头。北京百万人民,从4月3日至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同志,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强大抗议活动。这就是惊天动地的“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背景的。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了。周恩来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党内外大批优秀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周恩来同志的逝世,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欣喜若狂,他们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不准人民带黑纱,不准人民开追悼会。

英雄的首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径了,于是数百万工人、干部、店员、学生、战士、农民,还有各地来京同志,自3月30日到4月4日,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挽联,贴出悼念周恩来同志和愤怒谴责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诗词,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诗的海洋。这些诗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吓得坐立不安、胆战心惊,于是以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正义行动。先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威胁和恐吓,进而在4月5日晚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把许多诗歌作者都投入监牢,并诬陷天安门诗歌为“反动诗词”。然而人民群众对天安门诗歌无比喜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诗词珍藏在线团中、蜡烛里、花盆内、土地下……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些诗词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些诗词的出现,是中外历史上一个十分罕见的新闻文学现象。它本身所蕴涵的不仅仅作为抒发感情的文学手段,更重要的是天安门诗歌还是人民群众的斗争武器,它充分地表现出群众的革命精神。“四五”运动从思想上动员了群众,从精神上鼓舞了群众,是最后粉碎“四人帮”的精神准备。

(一)天安门诗歌的新闻性。

天安门诗歌主要是围绕周总理逝世这一事件展开的,其创作大都是在4月5日前后完成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一直把周恩来视为实现他们政治阴谋的“最大障碍”,想方设法排挤、诬陷、打击周恩来。1974年,江青等人指使清华大学的迟群、谢静宜、《人民日报》的鲁瑛、上海写作组的朱永嘉等人,四处大造舆论,煽动在全国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就是在这种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凭着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同“四人帮”进行周旋和斗争,挫败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

点燃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是“四人帮”压制人民悼念周恩来,并施展卑劣伎俩污蔑、攻击周恩来。“四人帮”出于他们的政治阴谋,利用手中操纵控制的舆论工具,继续污蔑攻击周恩来,还胡说什么“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1976年2月6日,“四人帮”在《参考资料》(下午版)上转刊香港某报一篇反动文章,极其恶毒地造谣诬蔑总理,于是,有诗写道:

 

二月六日大“参考”,

为何举起敌人刀?

是疏忽吗?

不,是鬼花招!

必须老实交待,

是谁拍板定稿?

你想造谣中伤吗?

总理白璧无瑕、品德崇高,

你想借刀杀人吗?

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

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斥“秃子”》

 

1976年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转载新华社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13周年的电讯稿时,故意删去了周恩来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说什么“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影射攻击周恩来。

天安门诗歌中对这一状况有所反映:

 

这是怎么一回事,一篇稿件两个样。

《文汇报》的少一段,总理题词没写上。

没写上,不寻常,大家都来细思量。

已有五与二十五,拭目再看新名堂。

总理英名垂千古,谁想抹黑是妄想。

不信小丑试试看,人民定给铁拳尝。

                      《谁想抹黑是妄想》

 

上海有张《文汇报》,近来人人都知道。

篇篇黑文赛《真理》,条条消息水平“高”。

塔斯电台刚播音,总编立刻让转抄。

造谣诬蔑说假话,甘为苏修效犬劳。

而今怒斥《文汇报》,攻击总理罪难饶。

来日揪出黑后台,斩首示众在街曹!

 

                     《怒斥〈文汇报〉》

                      

这些诗歌及时地驳斥了“四人帮”对周总理的诬蔑,鲜明地表现出人民的立场、思想和感情,表达了人民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周恩来同志,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的决心。

(二)天安门诗歌的真实性。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他所深爱着的国家和人民,周恩来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是人民最为爱戴和敬佩的好总理,他有着伟大的功绩和美好的品格。人民以诗悼念周恩来同志,表达他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无限热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周恩来同志的逝世使人民无限悲痛。

 

相逢无语泪先盈,启齿欲言已失声。

万众一心由衷曲,愿将百死换一生。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

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

 

天安门诗歌的创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这些诗歌在亿万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它们像一团团烈火使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越烧越旺,在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人们心中压抑已久的感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虽然有些诗歌的语言并不成熟,但却表达了人们最真挚的感情。

天安门诗歌在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的同时,也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四人帮”向来将周恩来视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周恩来的逝世使“四人帮”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此时的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四人帮”的野心,人民已经在斗争中认清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本质:

 

总理身躯尚未寒,便有妖魔喷毒焰。

装出笑脸骗人民,含沙射影放暗箭。

打着旗号反“复辟”,共产主义口头喊。

客观存在不承认,歪曲马列欺人寰。

硬说“运动”促生产,正点火车都少见。

温州据说已复辟,“伟大成果”真可观。

苍天苍天快睁眼,中华民族遭危难。

如此下去国必亡,共产主义难实现。

同志请你别忧天,真理光芒难遮掩。

祸国殃民罪难逃,阴谋诡计定揭穿。

                       《吐衷情》

 

在《赠某女士》一诗中,人民向“女皇”江青发出了严正的警告: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这首诗揭露了江青企图做第二个“女皇”的野心,充满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诅咒。

天安门诗歌之所以有强大的艺术魅力,最根本的是由于这些诗歌的作者是带着极其真诚、强烈的悲愤感情进行写作的。他们在诗中,最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怀念之情、愤怒之心。这种真挚强烈的爱憎之情,从作者的心灵深处倾泻出来,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天安门诗歌,多为悼诗,悼诗一向以悲感人。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民悼念周恩来同志的诗,则是在悲痛之中有着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强烈义愤,所以许多诗中都充满深沉的悲愤之情。天安门诗歌作为新闻文学,其真实性不仅体现在事件发生背景的真实上,而且还体现在所表达情感的感情上。

(三)天安门诗歌的斗争性。

1.表达了人民的战斗誓言和必胜的信心

周恩来同志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辞世的,人民虽然感于前途的变幻莫测而心情格外沉重,但是天安门诗歌中并不都是泪,它悲中有愤,有力地道出了人民此时此刻的坚定信念:“挥泪继承总理志,甘洒热血祭英魂。”“总理有知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这是天安门诗歌作为悼诗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对迫害周恩来同志、阴谋篡党窃国的“四人帮”,人民不仅识别了他们的真面目,而且决心与其斗争到底。许多诗词用铿锵有力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战斗誓言和必胜的信心。

 

红心已为山河碎,奸党无端生是非。

中华逢此悲愤事,自有后人斩妖贼。

               (《今日举剑斩魔妖》十六首之三)

 

烈士碑前人如潮,缕缕哀思化怒涛。

东风吹向天地外,荡尽人间群魔妖。

                  (《今日举剑斩魔妖》十六首之十一)

2.捍卫马列主义,破除现代迷信

天安门诗歌的另一个异常严峻的主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捍卫马列主义、破除现代迷信、把思想从“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呼声,则是它的最强音。

所谓“现代迷信”,通常指极左政治路线和极左思潮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束缚和驾驭,如愚民政策、个人崇拜、造神运动、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这些,毫无疑问或多或少都和传统封建文化意识有联系,但它们又有明显不同。

现代迷信不仅在内涵上与古代迷信有时代和历史的差异,而且它还往往打着反对封建迷信的“革命旗帜”来推行新的迷信,因此往往更能蛊惑人心。但是,此刻,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破除现代迷信、捍卫马列主义的紧迫性,其代表性作品是一首自由体诗——《要真正的马列主义》。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在“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握有重权的年代,能够喊出这样强有力的声音,该是何等的胆识!像乌云密布的夜空响过一声惊雷,这首诗震撼着人民的心田,庄严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来临;饱尝十年屈辱和痛苦的中国人民誓将夺回自己地位和权力,扫除一切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妖雾,恢复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

无疑,通往新时期的道路还充满着艰难险阻,但是,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这个响亮的回答,表现了中国人民素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天安门诗歌中既化为了悲愤的誓言,又凝成了革命的呐喊。正是这种悲愤的誓言和革命的呐喊,使“四五”运动成为中国人民的又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

3.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

排除“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是天安门诗歌的又一个主题。1975年初,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为中国人民规划了美好的前景。然而“四人帮”却极尽污蔑之能事,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把“四个现代化”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同义语。

针对这种现象,有诗写道:

 

八点钟上班,/点上一只烟,/倒上一杯水,/翻开一本大“参考”,/一看就一天。/生产上不去,/这是自然而然。/自从去年“七一”后,/面貌大改变。/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口号是:/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要同敌人抢时间,/抢在战争前。/任务明确方向对,/群众心里好喜欢。/加班又加点,/卫星上云天。/结果好话没听见,/坏话一大篇。/什么“人头要落地”,/却成了大灾难。/这样叫人怎么干?!/是不是不干才喜欢?/不,他们想一手来遮天。/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惟恐天下还不乱。/同志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叫人怎么干》

 

人民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要不要“四个现代化”,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同“四人帮”斗争,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因此,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人民在痛悼周恩来同志时,高高举起了“四个现代化”的旗帜。有一首词这样写道: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春夏秋冬四季时,天地长相忆。

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

                              (《卜算子》二十二首之九)

 

创业艰难百战多,承志继业路坎坷。

前途光明征程远,实现“四化”奏凯歌。

                              (《擒妖捉怪保红旗》十五首之十四)

 

这些像宣言、像战鼓的诗句,是对“四人帮”的沉重打击,显示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胜利前进的中国人民的步伐。

 

天安门诗歌既有强烈的爱,又有强烈的恨,它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是作为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中一种同敌人作战的武器出现的,因而具有强烈的新闻意义。像天安门诗歌这样直接成为人民同敌人作战的武器,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朴素真挚、壮烈悲愤、曲折坚韧、机智锋利的笔触,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准备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同时,由于其新闻特征与文学形式的充分结合,决定了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2  张永玫.西沙之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3  浩然.西沙儿女(奇志篇).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5        二十一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第6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

6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7        陈其光.中国当代文学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本章参考资料选

一、新闻文学作品

 

春波梦(节选)(1967)

邓肯

22节

地球是由他们转动的,/是黑是白只有当局有权来权衡。/我的一切申辩都是徒劳的,/一纸开除学籍决定了我的下场。/划清阶级界限,/是这个时代人人自保的一副良方。/最大限度地保持沉默和距离,/是这个时代维护友谊的最佳伎俩。/在校方组织的揭发会上,/各种灵魂都无可奈何地曝光。

 

46节

欲望,/是最纯洁的圣水,/能够洗净一切创伤;/欲望,/是最饱满的圣果,/能够充填一切饥肠。/中世纪那震撼人心的名言,/就为幸福作过堂皇的宣扬:/“幸福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我要像惠特曼一样,/讴歌带电的肉体;/我要像但丁一样,/写出《新生》的续章。/黑牡丹奉献给我的一切,/我将永世珍藏!

 

49节

黑五类的子女,/正是革命的对象,/白燕已被揪斗了几十次,/被折磨得失去了人样,/最近又被红卫兵,/半夜抓去审问,/脱光了她的衣裳,/她终于不堪凌辱,/跳楼身亡……/这是人世界吗?!/我问山野中的狼,/我问木棚里的羊,/我撞地狱的门,/我砸天国的窗!/啊,沉默,一切都已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选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33)

 

26个音符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岁月(节选)

林莽1974年夏-冬

O:

专制的幕布,幽禁了大理石的雕像

五线谱在钢琴上发出刺耳的喊叫

在着盛产高音喇叭的国度

灰制服中有女人柔美的肩肘

谁树起的旗帜下,有一群肮脏的狗

S:

子夜滚过巨大的雷霆

闪电映出一个奔逃的电影

紧紧抱着那些由于惊恐而麻木的心

被迷惑的肉体处在急骤的冷雨中

庞贝城颤栗着,威苏维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W:

那个巨大的幽灵,丢失了自己的躯壳

它绕过伦敦雾,向雨中的巴黎走去

然后在大西洋彼岸徘徊

被阉割的人群也向它呼唤着

它走了,历史也没有回过头来

(选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45)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节选)

穆 青  冯 健  周 原

……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货款、救济棉衣、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

(选自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657~659)

 

二、理论批评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史(节选)

                                                          陈其光

这些作品不同于“阴谋文艺”作品,作品创作没有直接的政治功利目的,但作品却明显地渗透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创作思想、艺术表达等方面存在十分突出的局限性,是在当时的政治浊流中萌生出来的文艺畸变之花。《西沙儿女》、《金光大道》、《百花川》、《万年青》等是这些文艺畸变之花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试图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概况,作品中的生活场面、细节和人物的某些语言行为等均有较强的现实生活气息,显示了作者一定的艺术功力和生活积累。同时,由于作品与当时政治生活同步律动,基本切中了当时生活现实的主流,使作品有了一定的文献价值。无论从艺术创作还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都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作品受当时狭隘政治功利目的影响,未能摆脱“三突出”原则、“主题先行”论、“根本任务”论等的束缚,在主题提炼,形象塑造、情节设置等方面大有捉襟见肘之弊。作品主题从政治观念化解出来,缺乏应有的历史深义,对生活本质的把握也偏颇失真,人物个性更多地被消融在政治原则里,成为抽象观念的宣传物。情节结构也是根据政治性主题的需要人为安排的,情节本身缺乏应有的逻辑力量,等等。这些致命弱点使得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打上了发人深省的历史烙印,成为后世的借鉴。

……

天安门诗歌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所反映的革命斗争精神极为感人。其基本主题和主旋律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深情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二是对坚持马列主义、破除现代迷信的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殷切呼唤。天安门诗歌作为我国独特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广大人民群众用热泪和鲜血熔铸成的忧国忧民的壮丽篇章。它为敬爱的周总理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把万恶的“四人帮”钉上了永久的耻辱柱上,人民深情地唱出一曲曲激越而高亢的理想赞歌,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诗的丰碑。

    ……

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文艺运动,其参加群众之广泛,声势之浩大,战斗力之强,影响之深远,在中外文艺史上是罕见的。这次群众革命文艺运动是有伟大的意义。首先,在政治上,它为最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群众自发地把诗歌当作投枪、匕首、发挥了文艺组织群众、激励抗暴的作用。“‘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载《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另方面,它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次在文艺上,它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光荣的启示:(1)文艺要说真话,抒真情,力求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恢复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天安门诗歌,敢于直面人生,敢于喊出人民的心声,表现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抒发人民的真情,扫荡着一切瞒和骗的文艺。……

(选自陈其光.中国当代文学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319~324)

 

关于西沙之战(题目为编者所加)

这篇“诗报告”,确实贯彻了他们那“三突出”的原则,拼命地、无耻地突出江青。江青不是用“大海”和“峻岭”的假名发表过照片吗?这篇诗就左一个“大海”,右一个“峻岭”。“诗报告”千方百计地要把江青装扮成西沙作战胜利地“鼓舞者”和“力量的源泉”。借西沙之战,为江青树碑立传,就是“四人帮”抛出“诗报告”地用心所在。……对这篇《西沙之战》,“四人帮”可谓“呕心沥血”“精心培育”,光是为起名为“诗报告”就煞费苦心。要只叫诗,又怕别人看了以为是虚构;要写报告,江青的私货又塞不进去。于是,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个“诗报告”,真真假假,两全其美。这样做,就是便于捏造事实,以假乱真,为他们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选自二十一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第6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128)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8~19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8~19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62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93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94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02~203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79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305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90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95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30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92

http://www.jfdaily.com.cn/gb/node2/node171/node182/node1081/node1085/userobject1ai4550.html

http://www.jfdaily.com.cn/gb/node2/node171/node182/node1081/node1085/userobject1ai4550.html

 

叶剑英,邓小平部署保卫收复西沙三岛军事行动.新华社1974.2.4.载 人民日报1974.2.5

张永玫.西沙之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7

浩然.西沙儿女·奇志篇.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7

浩然.西沙儿女·奇志篇.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7~18

浩然.西沙儿女·奇志篇.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1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76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94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98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7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4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03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72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45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46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82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57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4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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