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baijianone的博客

 
 
 

日志

 
 

第八章 迅速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闻文学  

2008-08-25 20:45:19|  分类: 新闻文学 盖浇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当刚刚翻身做主人的中国人民沉浸在自由之中,正当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优秀的中华儿女组成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用鲜血和生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作家和记者纷纷赶赴前线,他们被战士们的忠诚和勇敢所深深打动,纷纷用战地通讯的形式记录下战场上感人的故事,为我们最可爱的人高唱英雄的赞歌。当时许多作品都被汇编成通讯集和小册子,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此时,群众性创作也达到了顶峰,这些来自最前沿的新闻报道以其新闻性、时效性和事件本身的感人力量,为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期间优秀的新闻文学作家,借鉴文学的写作技巧,创作出许了多流传千古的好篇章。

不但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可以看到新闻文学作家的身影,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工地上,也留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和光辉的足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也是经济类题材的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丰获的季节。不仅有大量的报告文学集、通讯集出版,而且优秀的经济通讯和人物通讯更是蓬勃涌现,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所焕发出来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激情和力量。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党在工作上出现了“左”倾错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也迅速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大跃进”时期,许多新闻文学作品严重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充斥在报刊的每个角落。随后,全国上下出现了一场“新民歌运动”,其中大量的民歌作品,不但再现了“大跃进”时期真实的历史面貌和感情色彩,也流露出刚刚“独立自主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那天真的幻想和幼稚的乐观。

尽管当时的左倾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唱赞歌已经成为压倒多数的一家之言,说真话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但是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新闻文学作家,不甘心成为假话的奴隶,而是以“干预生活”的态度,勇敢的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这就是50年代中期的“干预生活”的新闻特写。这些作品本着对人民和党的忠诚,勇敢暴露了党在工作中的失误,揭示了复杂的现实斗争。

建国初期的新闻文学作品尽管比较稚嫩,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政治上干扰和限制。但是新闻文学表现出来的对事件真实性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及时反映,充分体现了新闻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独特优势。

 

第一节   “抗美援朝”中战地通讯的历史贡献

 

写作体裁的发展与人们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因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战争时期,人们需要反映迅速的电讯,需要了解战事发展的详细情况。于是,战争的环境为军事题材的通讯报告创造了发展的有利条件。

在我国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就涌现出了许多描写主要战场和著名战役的战地通讯。然而这一时期的战地通讯报告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上都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战地记者的数量也有限,但是,这样的情况在50年代的战争报道中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朝鲜战争时期的报道,大大地丰富了战地通讯报告采访、写作的经验。

朝鲜战争的3年,由于参与报道的人数众多、作品的数量庞大、报道的迅速详实及作品的生动感人,成为了新闻文学大大发展的3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唇亡齿寒,面对日益迫近的战火,刚刚迎来和平曙光的中国人民被迫再一次拿起武器。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与此同时,大批作家和记者汇集到朝鲜战场前沿,用他们的笔来控诉美国的侵略暴行,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唤起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其中,不仅有战争年代经常出现在风雪与硝烟中的战地记者和作家如杨朔、刘白羽、华山、菡子、西虹、黄钢、魏巍等人,也有像巴金、老舍等怀着极高的爱国热情的老一代著名作家,他们伴随着志愿军的英雄们战斗在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向后方的广大人民传递着最为及时的战地信息。

为了能更具体、生动地报道战斗的经过,能用更多的笔墨来突出宣扬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的体裁开始被新闻界广泛地运用。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通讯报告作品,其中《不朽的好儿子杨根思英雄排》(新华社记者采写)、《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志愿军》报)、《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新华社记者采写)等大批报道中国人民优秀儿女们的作品,在祖国大地广为传诵。

1951年6月,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朝鲜前线通讯集小册子共7辑:《为祖国而战,为朝鲜人民而战!》、《破冰涉水强渡清川江》、《战斗在长津湖畔》、《突破三八线,前进再前进!》、《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我们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在朝鲜前线的后方》。

这些通讯的作者,主要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战地记者和特约记者,也有不少是志愿军部队的通讯员。这套通讯集以朝鲜战场上历次重大战役为背景,记载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歌颂了英雄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5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三集珍贵的通讯报告集《朝鲜通讯报告选》,共收入战地通讯报告109篇。

不仅仅是战地记者,广大的志愿军和人民群众也加入到了撰写通讯报告的行列中去。在抗美援朝战争进程中,志愿军领导机关发起了《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不久就掀起了一个广泛的群众创作的高潮,应征稿件多达一万三千六百多篇、上千万字,都是志愿军战士和后方人民亲身经历的最激动、最难忘事件的真实记录。在此基础上,由编辑委员会精选出近五百篇,共一百万多字,于1956年出版。

《志愿军一日》的出版,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正如茅盾所说:“这样地由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们自己来作历史的记录,是空前的创举,是只有我们这时代才有可能的。”

当然,在这类群众性作品中,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缺乏写作经验,文章或多或少显出一些稚嫩的痕迹。但由于是叙述自己的亲身体验,从中也涌现出了不少写得生动详实、真实感人的好作品:其中既有描写英雄牺牲前壮烈一幕的《我的战友邱少云》、《“向我开炮!”》,也有表现志愿军战士与朝鲜人民浓浓鱼水情的《我的朝鲜父母》、《一个朝鲜家庭的团圆》;既有《十八列火车》中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有《一个苹果》中催人泪下的情景……

这些千字上下的短文,或动人心魄、或幽默隽永、或缠绵感人、或温馨快乐,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部队生活的画卷。 

朝鲜战争中涌现的大量战地通讯在中国新闻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因其数量的众多,更为重要的是它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形式技巧上都较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地通讯更为成熟。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由《人民日报》战地特约记者、作家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1920~   )原名鸿杰,河南郑州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部队作文化、宣传工作,发表过诗歌、报告文学。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曾于1950、1952、1958年3次到朝鲜前线,写出17篇通讯报告,后来收入于《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书。

《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初发表在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位置。这篇通讯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精神面貌、充满激情和诗意,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当时战争意识形态下新闻文学的代表作。“最可爱的人”也成为了全国人民对志愿军最亲切和尊敬的称呼。

分析这篇文章的成功之处,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当时战地通讯较之以往同类题材作品所取得的进步。

一、精心提炼作品主题,细腻刻画典型事例。

在以往的军事通讯中,作者往往面对众多的英雄事迹难以割舍,结果表现在作品中就成了类似材料的堆砌,以过分密集的信息量向读者传播,这种罗列式的写法在华山、刘白羽的作品中都不难找到例子。

而《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成功,正是因为作者注意了对典型事例的精心选择,用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来说明本质,以给人突出的印象。这也可以说是新闻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曾否定了自己在朝鲜写成的、记述有二十多个例子的《自豪吧,祖国》的通讯稿,最后只选取了三个最典型的事实。正如他感受到的:“用最能代表一般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清楚明白的,也会是突出的。”

三个事例中的第一个是松鼓峰战斗——“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生动地表现了战士对敌人的仇恨和战斗中的英勇顽强;第二个例子是写战士冒火抢救朝鲜儿童,表现了对朝鲜人民深厚的爱;第三个例子写作者和一名战士谈心,反映了战士内心深处的美好和高尚。三个故事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从多个侧面牢牢地把握了志愿军战士“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深刻的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这三个事实,由于选择得精粹,描写得充分,而产生了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强烈效果。

二、文字生动,描述传神

作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家对语言文字的熟练运用,尤其是对松鼓峰战役的具体描写。在激烈战斗的最后时刻:

 

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

 

更动人的是那位营长介绍的战后烈士们尸体的姿势:

 

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 “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

 

一个动态,一个静态,把战士们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过目难忘。在这一点上,作者打破了通讯写作公式化、技术性过强的老套路,吸收了大量文学的表现方法,生动地再现了松鼓峰一役中悲壮感人的一幕。

三、抒情与叙事的巧妙融合

作者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说道,他能写出这篇作品,“最基本的,是我们的战士们的英雄气概,英雄事迹,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感人。而这一切,把我完全感动了。”

魏巍长期在部队生活,对战士有很深的了解。情感的积累是采访时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加上作者又是诗人,善于抒情,所以全篇以晶莹剔透饱含感情的文字贯穿始终,以情带事、事中含情,抒情借叙事而生根,叙事借抒情而升华,二者相得益彰。难怪该文章在报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全国各地读者的强烈共鸣。周恩来总理也赞赏这篇作品“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

除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外,同时期被广为传颂的还有华山的《歼灭性的打击》、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杨朔的《鸭绿江南北》、菡子的《从上甘岭来》、万福来的《英雄黄继光献身的一刻》、哈华的《在朝鲜军事分界线上》以及杨育才的《直捣白虎团部》等一大批优秀作品。

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在这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但一批擅长写军事题材的作家纷纷再显身手,而且不少原先生活在国统区、从未接触过军事通讯的老作家们也基于高昂的爱国热情,奔赴朝鲜前线,写出了一批动人的作品。他们的加入,为新闻和通讯的写作注入了文学的血液,使得通讯的文字更为生动活泼、情节更为引人入胜,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通讯写作的风格,使得新闻的写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巴金。

朝鲜战争爆发后,巴金两赴朝鲜。这期间,他创作了一系列歌颂志愿军、歌颂中朝友谊的通讯报告作品,有反映战斗英雄事迹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坚强的战士》、《黄文元同志》、《金刚山发生的事情》;有热情赞扬朝鲜人民热爱志愿军和重建家园的《入朝散记》和《平壤,英雄的城市》。这些作品无一不流露着作家不可遏制的爱国热情,先后收入《生活在英雄们中间》(1953年)和《保卫和平的人们》(1954年)两本报告文学集中。

在这些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篇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发表于1952年4月21日《志愿军》报)这篇作品写得真挚动人,仅用二千多字就把彭总的亲切朴实的作风、爱憎分明的感情、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以及作者对志愿军和彭总的感激、敬爱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与许多通讯报告所不同的是,这篇作品很注重细节的描写,其中对司令员眼睛的刻画就很是出彩:在欢迎记者一行人时,“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地说……”;而当说到美军对朝鲜人民使用生物、化学武器时,“他的明亮的眼睛射出一种逼人的光,我们看出来他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憎恨跟他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是一样的深”,短短两句话就使彭德怀司令员爱憎分明的个性跃然纸上。虽然没有长篇累牍地描述彭总的战斗业绩,但作者运用写实的白描手法,对彭总的外貌、讲话时的语气、姿势等细节的刻画,都使读者深切感受到这位共和国司令员的可亲可爱可敬之处。

巴金在30年后仍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见到彭德怀时的深刻印象,他说:“我想起了在朝鲜战地过的那些日子,彭总的英雄形象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好像我刚刚跟他握手告别回到半山的洞子里似的。他还是那么亲切,那么诚恳,那么平易近人。”正因为感情真挚,作品才能具有这样的感染力。

作家的介入,使得这一时期通讯报告在艺术水平上得到了大幅提升。

尽管在朝鲜前线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通讯报告作品,但仍有许多作品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是“报道主要战役多,反映次要战斗少;写个人典型多,表现群体典型少;介绍壮烈牺牲的烈士多,报道活着的英雄人物少。”

此外,由于参与此次通讯报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写作经验的志愿军战士,因此水平的参差与题材的雷同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总的来说,抗美援朝战争中所涌现的大量军事题材的通讯报告,在形式上、内容上、思想上都较解放战争时期的同类作品更为成熟,不仅丰富了中国军事通讯报道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同类题材通讯报告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这些战地通讯报告使得朝鲜战争动态被及时大量地报道,为揭示朝鲜战争的实质、揭露和抵制“美国之音”等美国的宣传工具、巩固中国人民的“思想国防”,起了很大的作用。长达三年之久的报道活动,更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深入人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美国侵略者的斗志和决心。

稍后,在1955年浙江前线打击美蒋的一些战斗中,新闻工作者都自觉总结和借鉴了朝鲜战争中战地通讯报告的优点,也诞生了一批象《人民日报》浙江前线记者采写的首次反映我军海陆空联合作战的《解放一江山岛之战》之类的优秀通讯作品。此后,在炮轰金门、马祖的战斗中,出现了刘白羽《万炮震金门》这样有气魄的振奋人心的通讯。由于是亲临前线,因此现场观察写得生动详实,在和平建设时期给读者传来了第一线的真实的枪炮声、硝烟味,促使人们提高警惕、居安思危。

不过这一阶段的战地通讯,无论是在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参与写作的人数上,都远不及朝鲜战争时期来得多,毕竟战争已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战争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二节   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闻文学

 

从1953年起,中国就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制定了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总路线精神,指定并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配合这一总路线的贯彻实施,从政治上、思想上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人民日报》等报纸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总路线的宣传。许多作家、记者纷纷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前沿,用通讯报告的形式,具体生动地报道了各个经济建设领域的动态。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也成为了经济类题材的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的丰收期。

1955年前后陆续出版的《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三集)、《技术革新通讯报告选集》、《祖国在前进》、《1953—1955年散文特写选》、《1956年特写选》等集子,收入了大量通讯及报告文学作品,生动详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自己家园的新姿态、新风貌,向国内外读者展示了在这片曾经饱受沧桑的土地上所萌发的勃勃生机!

这一阶段的新闻文学作品,内容丰富、佳作迭出: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反映了水利建设的成就和建设者们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李若冰的《勘探者的足迹》、《在柴达木盆地》描绘了地质勘探者终年奋战于荒山野岭的艰苦生活和豪迈事业;田流的《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柳青的《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表现了农村实现合作化、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洪流;箫殷的《孟泰仓库》、秦兆阳的《王永淮》、顾工的《光荣的脚印》等描写了工农战线上先进人物当家作主、带领群众前进的精神风貌;萧乾的《万里赶羊》记述了商业职工为了满足城市人民的肉食需要而不辞辛劳奔赴牧区徒步赶羊的动人故事;此外萧乾的《时代在草原上飞跃》、碧野的《新疆在欢呼》等,则描画出了祖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动人场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新闻文学作品的数量繁多、题材广泛,但总体来说还是两大主线:一是大型工程成为报道的热点;二是大力宣传先进人物,用榜样的力量激励群众。

一、  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各种大型工程迅速引起了记者、作家们的兴趣。他们奔赴到工程的第一线,用生动详实的记述向人们展示了根治淮河、黄河水害等水利工程的进展;修建康藏、青藏公路的艰巨和胜利通车全过程;鞍山钢铁工业基地的火热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武汉长江大桥同时动工兴建等一幅幅壮美的画卷。通过对这些大型工程的连续报道,充分反映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空前规模和声势,生动阐明每项建设工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向国内外的广大读者展示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建设新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靳以的《佛子岭的曙光》。

靳以(1909~1959年),天津人,当代著名作家、编辑家、教授。曾编辑过《文学季刊》、《文学月刊》、《文丛》、《小说》、《收获》等文艺杂志。建国后,更是热情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工作。

1954年,他怀着对新中国建设无比欣喜的感情,到佛子岭水库工地体验生活,写出了这一组反映佛子岭水库建设的作品,后以《佛子岭的曙光》为书名,由新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这组作品通过报道中国第一个连拱坝——佛子岭水库的建设,生动地反映了开国初期我国建设事业的兴旺景象。通过建设者们的忘我劳动,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思想风貌。

这组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善于选择新颖的角度来表现建设的景象。

比如其中的一篇《到佛子岭去》:作者从合肥招待所的小招待员对佛子岭水库所作的充满自豪的介绍中,感受到了水库建设骄人的成就:

 

一听说我们也是到佛子岭去,那小招待员就瞪起圆虎虎的眼睛,一口气不迭地说:“嘿,我们这里到佛子岭去的人可多着呢!从华东来的,北京来的,全国各地来的,还有过沙漠爬雪山从新疆西藏来的!苏联专家们,国际友人不断地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也来过不少。你看,五一劳动节以后,到北京观礼的代表又要来不少,他们都是参观中国第一个连拱坝,这么大的连拱坝,世界上才有三四个咧!”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情景,从生活的一个侧面,烘托出水库建设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就,和建设者们的主人翁自豪感,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支援佛子岭水库的建设,全国各地纷纷派出科技人员和建筑工人,他们带着不同的机器和技术,远离家乡,抱着同一的目标和理想向大别山挺进。可以说,佛子岭水库的建设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另外较有特色的是华山的《童话的时代》(作于1955年9月,收入《远航集》)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是我国人民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根治黄河的工程。擅长写军事题材的华山,突破了以往报告文学枯燥、生硬的表现形式,通过奇异的艺术构思,展开广阔的诗意联想,使对真实事件的报告带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作品一开始,便通过古老的传说,把黄河喻为“龙”这样一个古老神秘的艺术形象,并把我们带进久远的年代。然而,这篇作品的可贵之处,并不是简单地把浪漫主义的形式和写作方法用进报告文学,而在于把这种形式和方法与纪实报告有机联结起来:

 

人们祈求了好几千年,盼望了好几千年,总找不到一条好脾气的龙。

今天才发现,这样的龙原来就是人们自己。

正是我们自己,要在六年以内修起一座大水库来,把大半条黄河的水全给装住,就象童话里的龙那样。

 

紧接的是我们当今治黄的现实和美好的前景,传说故事和现实报告完整、和谐地融成了一体。我们也看到,作者所写的传说故事,是对黄河的性格、历史所作的生动而简洁的概括。这在以表现治黄现实成就为中心内容的报告文学中,不仅是一种富有艺术色彩的巧妙处理,而且还便于与现实景象和治黄前景形成鲜明对照:

 

黄河就是一条到处乱滚的泥龙,它滚到哪里,哪里就是灾难。人们光是修堤筑坝还来不及,谁还敢想把黄河变清!

可是今天,我们不只敢想,而且要动手做了。

修筑三门峡水库,就是我们征服黄河的第一步。我们要在三门峡修起世界少有的一座水利枢纽工程。

 

在一般人看来,浪漫主义的形式与表现手法,与报告文学的纪实性,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华山却巧妙地让它们拉了手,结了缘。《童话的时代》可说是把浪漫主义手法用于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大胆尝试,它开拓了报告文学的艺术思维,丰富了报告文学的创作世界。

除此之外,李季撰写的《玉门速写》,《人民日报》记者陆灏采写的系列通讯《建设鞍山的人们》等都是这一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曾诞生过一些纪录大型工程建设成就的新闻文学作品,例如雷加的《三门峡截流小记》一文,以朴实细腻的手法,描述了截流这一天的工地所见;华山的《神河断流》,以特写的手法抓住了截流中的精彩镜头,将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写得有声有色,虽然存在着“大跃进”带给它的个别过头的话,但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新闻文学作品。

二、和平年代的英雄们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报刊把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看作是与经济宣传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报道方针。经过广泛传播,大批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成为推动生产建设的巨大力量。这一时期,诞生了一大批颂扬先进个人的作品。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产生于鞍山钢铁基地这一大熔炉中。

鞍山是全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钢铁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有4项从1952年冬天起就在鞍钢开始动工。鞍钢建设是全国基地建设的缩影,自然而然成为众目关注的中心、新闻报道的典型。《人民日报》、新华社、《东北日报》等多家报社、画报社的记者纷纷云集于此。记者们在连续报道鞍钢三大工程(第一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钢炉)的同时,也对鞍钢人和鞍钢精神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先后诞生了一批颂扬鞍钢工人先进事迹的作品。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鞍山钢铁公司的老工人、老模范孟泰。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孟泰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鞍山钢铁厂,当时厂里的配件奇缺,孟泰带领着工人刨开厚厚的冰雪,把埋在地下和废铁堆里的各类器材一件件收集起来。几个月后,大大小小收集了上千种、上万件。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到1949年6月7日,鞍钢炼出第一炉铁水和修复的3座高炉,所用的材料没花国家一分钱。孟泰成为了鞍钢人的旗帜,他的名字立刻传遍全国。

作家萧殷就是根据这一事迹,运用访问记的手法,采写了报告文学《孟泰仓库》。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作品都是从不同侧面来颂扬这位鞍山钢铁公司的老劳模、“老英雄”。国涌的《钢都的老英雄——孟泰》突出了他“爱厂胜过家”的主人公态度;汪受善的《老孟泰的一天》重点写他当了干部仍坚持劳动的特点;草明的《老英雄坚守在高炉上》则把老英雄的精神浓缩在一件事上:因高炉出了毛病,这位六十开外的老模范竟爬上七十多米的炉顶,认真检修。这其中还穿插了孟泰的历史、身世等,比较紧凑、集中。

除此之外,青年工人王崇伦革新创造的事迹也通过新闻媒体,迅速传遍工业战线,成为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王崇伦是鞍山钢铁公司机械总厂的青年刨工,自1949年8月参加工作以后,他努力钻研业务技术,进行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100多项。他曾先后8次改进生产工具,并于1953年,研制成功了“万能工具胎”,每月超额完成的劳动定额为原计划的346.62%。据此,人们推算出王崇伦一年完成了四年零一个月的工作量。

根据这一事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孙毅、穆珊于1953年11月17日发表了通讯《不自满不马虎的人》,详细介绍了王崇伦的先进事迹,这之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王崇伦的热潮。

作家魏巍写信称赞王崇伦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与此同时,《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各大报刊也用主要篇幅发表新闻、评论、通讯、文章,全面报道王崇伦的事迹,总结他的经验并报道各地学习、推广的情况,从而推动了全国工业战线开展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热潮。这之后,作家陆灏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王崇伦的故事》,收入的《经济报告通讯集》(一集)。

类似的反映工业领域先进事迹的新闻文学报道还有许多,例如徐佳辰的《鲜花献给谷发明》、单复的《李金芝——记无缝钢管厂的一个女操纵手》、碧野的《李长顺机班》、胡万春的《一个女炼钢工人》、以及费礼文的《竞赛没有结束》等。这些反映工业战线的新闻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众多,也充分贯彻实行了这一时期的报道方针,但大多是机器声掩盖了人物形象,人物形象都较单一,缺乏艺术感染力。

与工业战线热火朝天的新闻文学创作相比,反映农村先进人物事迹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一方面是由于50年代中期正处于农业互助合作发展的高潮,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前来采写的作家大都是解放区文学传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农民的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较之工业题材的作品,反映农业战线的作品题材更为广泛、人物的形象也比较饱满。

在为数众多的反映农村新人的作品中,记者田流所采写的一系列通讯报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田流(1918~2000年),河北完县人。《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著有《散文特写选》。他长期从事农村报道,始终坚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因此每每在采写通讯报道的过程中,他都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只要条件允许,必定要住到老乡家吃“派饭”,和老乡睡一铺炕吃一锅饭。

正是本着“真实是第一位的”宗旨,田流经过20多天对黑龙江省肇源县的优秀县委书记任国栋的深入采访,终于写成了《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这一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的长篇通讯。虽然在此之前全国各报刊已经发表了近百篇的文章报道任国栋的先进事迹,但是田流凭借着对任国栋周围干部、群众的深入采访,包括在和任国栋一起生活的10天里对他细微地观察、琢磨,终于找到了任国栋能够创造好的工作方法的原因,把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不同于别一个县委书记的“这一个”任国栋,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生动地记述了肇源县委书记任国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怎样和群众一起研究创造出适合本地情况的新耕作方法,从而使肇源县获得“丰产县”的光荣称号。

此外,在这篇报道中还穿插了许多像任国栋和他爱人——县委组织部干事赵峰同志深夜谈论怎样才算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的生活细节,使得这篇通讯报告更显生动具体、真实感人。

田流在写人物通讯报告的时候十分注重写一些有科技创新的农民形象。例如他写的《王运升》,是西张耿村的一位潜心学习研究农业科技、带领全村靠科技增产的农民技术员;他的另一篇作品《柳暗花明》,写的是植棉能手吴吉昌日日夜夜扑在棉花地里搞实验,经过无数次挫折终于实验成功了“冷床育苗、芽苗移栽”等一系列棉花生产新技术,由一个普通植棉能手成长为山西棉花研究所研究员。

此外,作家柳青的《王家斌》(1955)也是一篇较出色的通讯报告作品。

柳青(1916~1978年)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救亡线》、《学生呼声》编辑。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1952年主动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这一住就是14年。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牺牲者》、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第一、二部),中篇小说《狠透铁》,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和《柳青小说散文集》等。

长期的农村生活,使柳青对当代农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写的王家斌,是农业合作社的一名年轻的主任,他时时刻刻将经济生活与“政治意义”相联系,惟恐办不好事,影响了合作社的声誉、损害党的威信。作者选择了“接猪娃”和“喂病骡”几件事,通过传神的描写,作品热情讴歌了他那种“社会主义引路人,全心全意为大伙办事”的精神。刻画了他那种把高尚理想与平凡工作融为一体、一心一意为大家的美好心灵,描绘出一幅新型农民的肖像画。

与此同时,作家秦兆阳所写的《姚良成》、《王永淮》、《老羊工》等一系列反映山区农民先进事迹的作品的成就也很突出。作家通过对山区人语言、形象的细腻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山里人爽朗、豪放和质朴的性格。

由于早在解放区的时候作家参与农村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同时又因为有大量作家长期的深入生活,因此这一题材的通讯报告较之工业题材的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

1952年到1956年这五年间,是经济类题材的新闻文学的中兴时期。全国各地的记者、作家们,迅速地从战争年代对战争题材、战争进程的报告,转向了祖国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用自己的心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文学作品,从而最敏锐、最及时地抓住并反映了时代的巨变。同时,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有独具创新的处理,逐渐褪去了战时匆忙写作的痕迹。

虽然成就是显著的,但这一时期的新闻文学作品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强调国家的利益多,注意个人的利益少;介绍生产过程多,反映职工生活少;鼓励完成国家任务多,为职工的要求呼吁少。”“强调指导性、思想性,习惯于从领导角度看问题,指示、教训的口吻多,而很少从群众的角度提问题,满足读者群众需要和兴趣的报道少。”在艺术方面,尚欠精雕细琢,对人物个性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失之单线条,有“扁平”之感,缺乏立体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在刻画工业劳模的作品中最为突出。

此外,在以先进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中,所颂扬的也大多集中于农民、工人的形象,而很少有知识分子形象的正面报道。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民族革命战争年代强调宣传效果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无暇顾及个人的细腻感情需要的余绪;二是与建国初期的“左”的思潮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第三节  中国人民“童年时代”的新闻诗歌

 

1958年,对我国的诗坛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徐迟在《诗与生活》中所描绘的这一“盛况空前的图景”正是始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正如民歌中唱的那样:“一夜东风吹,跃进诗满城”,自从1958年4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之后,民歌创作的热潮很快遍布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都用大量篇幅刊出以“最好的歌”、“跃进战歌”等为名的民歌专栏;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县和公社以及不少工厂、连队也纷纷出版了本地区和本单位的“歌谣选集”……虽然“新民歌运动”存在的时间仅为三年,但却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民歌选集,“以四川省来说,仅141个县、市的统计,到十月份为止,已编印了3733种民歌小册子……”而在湖北红安县,“县无法搞清区,区无法搞清乡,乡搞不请社,甚至一个队二十多户百多人也搞不清楚到底产生了多少民歌”,原因是“太多太普遍了”……。

不可否认,在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中,由于片面地强调高指标、高速度,确实有大量新民歌存在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情况。受到当时工农业浮夸风的影响,在民歌的收集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不少民歌“放卫星”的现象。但是,应该说,在中国新闻文学发展流变的轨迹中,这一次民歌运动并不仅仅是一次文学运动,而是一场内涵极为丰富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将其称作“历史事件”,是因为这场“新民歌运动”从诞生到消亡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新民歌”在新闻文学史上、在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由于大跃进民歌打出的口号是“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民歌的创作者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甚至在高山绝巅的孤林独户的墙上,荒无人烟的岩壁上,都有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和诗歌”。因此,它们对于我们能全面地审视、了解大跃进时期的历史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重新解读这些诗歌,从中我们聆听到了一件件真实事件的历史回声;感受到了镌刻在每一句诗歌中的时代特征;深切地体验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尽管许多民歌中不乏夸张的空话和大话,但这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多少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新民歌时,不难发觉,“新民歌”的出现,同时还是劳动人民真实自我表现的产物。

首先,从“民间文学”的创作和搜集过程来看,它是一种集体创作的结果,这里的集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劳动者这一类群体,同时也包括了一些文人的参与。

民间文学大都以口头讲述的方式来加以传播和继承,而为了将它们加以集中,古时就会由统治者委派专人下民间“采风”,《汉书·食货志》就曾有“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比其音律,以闻天子”的记载。

而在收集编撰的过程中,收集者很可能会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或艺术审美要求来对“民间文学”加以添加删改或是润色修饰,但是只要不损害原作的主要内容、语言结构和风格特征,该作品还是应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文学”。

事实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无不经过文人的加工。就拿《诗经·国风》来说,据《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这样,孔子在编《国风》时就分别从技术和内容上做了“去其重”和“取可施于礼义”这两道筛选工作。

同理,尽管许多的“新民歌”在被收录成集时经过了收集者的加工润色,但是只要是“如实记录,不动内容,语言忠实”的,应该说还是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

其次,从“民间文学”的观念系统来看,大跃进诗歌是劳动人民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

刘勰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心雕龙·时序》),歌谣的文辞和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包括民歌在内的“民间文学”的观念系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赵毅衡在《无邪的虚伪:俗文学的亚文化式道德悖论》里也谈到:“社会的亚文化系统并没有自己的独立道德价值系统。……亚文化文本是为大众消费而产生的,而要求大众认同一种反主流文化规范的异见,几乎不可能。”只是包括民间文化在内的“亚文化”范畴所依附的可能并不仅仅限于“道德价值系统”,而是包括了整个主流文化思想体系了。

任何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那个时代主流思潮的影响,即使是对后者的叛离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妥协的痕迹。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影响”的存在而将“新民歌”的产生看作是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纯粹迎合,从而抹杀了民歌创作者的个体意识和自觉意识;更不能由此而认定“新民歌”是由“御用”文人直接制造的。应该说,“新民歌”是由民间创作者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这一时期最普遍的“民间精神”。

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新民歌运动”的历史背景,我们就能十分肯定地说:在那个举国上下弥漫着浮躁的诗一般激情的年代,民歌运动的诞生是必然的,它的发展同那个时代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回顾那场如火如荼的民歌创作运动,可以发现运动蓬勃发动、兴起和开展的1958年正是工农业大跃进最兴盛的阶段。当时在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沧桑变革,几乎震惊了全世界。

于是在西方社会就有了所谓“红色中国的威胁”、“1958年是中国年”等说法。而置身其中的中国人民则是为之而欢欣鼓舞。试想一下,刚从被极度压迫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人民,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希望与奇迹的历史洪流之中,怎么可能不产生更多、更快、更充分地进行自我表现的可能与冲动?

正如周扬所说:“解放了的人民,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出来”。而民歌,这一简短、通俗的文学体裁自然成为了劳动人民表现和抒发激情的最佳途径。正所谓:“劳动本来有诗章,/万颗明珠土内藏;/一经东风春雨后,/满圆绿草百花香”(吉林民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正是这种自我表现的冲动加之自上而下的引导,汇成了1958年新民歌的创作洪流。

翻阅这些大跃进民歌,首先让人感到触动的是那一时期的人们对于新生活的强烈期盼和对未来满怀喜悦的憧憬:“一条银带随意流,/山下结满金颗颗。/峰上果子压弯树,/风送香味袭心窝。/齐声歌唱毛主席,/山民过了好生活。”(湖南民歌《长岭坡》)无论是对领袖的歌颂,还是想像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这种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大跃进民歌中成为了最普遍的基调。从民歌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经历了1949到1958近10年沧海桑田之后,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对建设新生活的信念是如此的坚定,他们想获得新生活的心情又是何等的迫切!这些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新民歌的记载,对于没有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许是无法想像的。

而为了将这些美好的憧憬变成现实,中国的亿万群众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这一点也在许多民歌中得到了再现,一首题为《驯服条条金火龙》民歌中唱到:“红光炉内火熊熊,/火里钢坯条条红,/哪怕浑身汗如雨,/保证轧机不停工。/不怕炉内火焰凶,/烘钢工人赛武松,/钢钩穿透炉中火,/火中取宝最威风” (四川重庆民歌);为实现生产的指标,工人们甚至是“春节不停工,/公假三天不休息,/照常上班来劳动”;在工作之余,高涨的热情更是转化为生产竞赛的动力:“在生产大跃进的第一天早晨,/机动科长打电话给国棉二厂:/‘兄弟!下午三点钟你们等着吧!/我们把比干劲的挑战书送上!’// 午饭的铃声还没打响,/机动科门前的锣鼓声象来自天上!/国棉二厂的兄弟早来了,/他们在门上贴了红色挑战书一张”。

而在农业战线,劳动的热情同样是空前高涨的,广大农民把自己的愿望化为冲天干劲,大规模地向生产进军,兴修水利,改造穷乡恶水;他们“抢晴天,抓阴天,/牛毛细雨当好天,/汽灯底下当白天。/小雨小干,大雨硬干,/不落雨拼命干。”(河南民歌《拼命干》)我们可以想像那是一个怎样热火朝天的场景。

在感动这份空前的劳动热情的同时,我们同样也被民歌中处处洋溢的豪情壮志所深深震撼。

在这些民歌中,我们不仅经常能看到类似“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冰雪盖不住信心,狂风吹不倒恒心”(《人定胜天》)这样的豪言壮语;更多的是人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借助神话人物来表现这种超凡的气魄,以一种“反神话”的浪漫主义豪情和战天斗地的主人翁姿态将天上地下的神明嘲弄一番:炼钢炉使“悟空天上斤斗翻,烤得满面流大汗”(吉林民歌《全民炼钢铁》)、修水库的作业“开渠开到龙王庙,气得龙王胡子翘”(上海民歌《气得龙王胡子翘》)、运肥车的威力让“土地爷说:/我被肥料压扁了”(《实现车子化前后》)、装卸货轮的声音更是把“龙王吓倒在水晶宫”(《我是一个装卸工》)。玉皇、土地、龙王这三者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人来说一直有着很大的威慑力,而大跃进歌谣正是通过对这三尊掌管天、地、水的神明的藐视,来表现“人定胜天”的决心,在精神上向自然界发起挑战。

在“新民歌”中,中国人民这份改天换地的决心并不仅仅停留在“反神话”的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表现在了集体主义“英雄”的创造上。人们声称“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更实质的是为了衬托“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陕西民歌《我来了》)在这首最具代表性的大跃进民歌里,作者塑造了一个“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超人形象,他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将那个时代的精神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我”并不是指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而是指全中国的亿万劳动人民。在民歌中,中国人民的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无限的神化:他是“脚踏云,头顶天”(四川民歌《辊工之歌》)的巨人,具有“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甘肃民歌《巨人谣》)的神力,更有“举起两只手,高山也发抖”(湖南民歌)的气魄。

对于这些作品,有人说,这表现了中国人民“满怀胜利信心,在与自然界作斗争中有征服一切,任听指使的气概”;也有人说,这是“不着边际的夸张的空话和大话”。或许,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它的确有被记录、被保存和被再认识的必要;而大跃进民歌正是以人民自己的方式保留了“当家作主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这份迫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情。直到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歌谣时,都不得不为当年中国人民这豪迈的气概所震动,为这无所畏惧的气魄而感叹,同时也为这无知的可爱而唏嘘!

马克思在评价希腊神话时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此,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征服,神话也就消失了。”人类这种依靠想像来征服自然力的努力从几千年之前就开始了,在希腊神话中人类依靠普罗米修斯来对抗自然的主宰——宙斯;而在大跃进民歌中则是将中国人民的集体之力化身为巨人来战胜和支配自然。表达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本质上两者都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抗争。虽然最后,普罗米修斯失败了,被缚在高加索山的悬岩上;大跃进运动夭折了,中国人民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历史以残酷的事实证明,在大跃进的那场人与自然的斗争中,那种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人与自然的这种斗争却并不会因为挫折而停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民仍旧为了美好的未来与自然作着不懈的抗争。可以说,只要人类不灭,这种抗争也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在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中,人类在成长着,科技在发展着,中国在前进着。

今天,当我们能够真正地步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轨,朝着远大的目标稳步前进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载人飞船上天、经济腾飞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能够昂首挺胸,跨入一个属于中国的世纪的时候,“大跃进”的诗歌神话也就消失了。伴随着神话的消失,那种单纯、幼稚的激情也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阶段所表现出的那份天真与执着的情感是“永不复返”的。它就像“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那样,虽然幼稚,却令人感动。我们应该记住这股创作的洪流,为我们保留了这份“永不复返”的幼稚与天真,带给了我们一份跨越了四十多年的感动。这种感动缘自于一种精神,一种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精神,一种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一种由内心迸发出来的忘我的劳动热情,一种为了共同的理想而不计个人得失的集体主义精神!

“跃进红花心里开,/张口花香喷出来;/山南海北齐歌唱,/唱出一个春天来。”(安徽民歌)可以想像,人们在创作这首民歌的时候一定是满怀着无限的喜悦与激情的,或许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让中国人民投入了无数热情与汗水的“大跃进运动”竟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历史无情地否定了“大跃进”,但是我们无法完全否定那些因细节而生动,因真实而感人的“新民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不能忘记大跃进的教训,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教训的惨痛而忘记了与此相关的新闻文学作品。正如周扬在《〈红旗歌谣〉评价问题》中说的那样:“新民歌是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新歌谣,它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比的革命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程的向往;同时,新民歌也反映了党的领导的‘左’倾错误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应将这两者区别开来。”以辨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这或许也是新民歌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第四节  “干预生活”的新闻特写、通讯和报告文学

 

纵观建国后的几年间,随着时代的巨大变迁,促使了这一时期的新闻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较解放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朝鲜战场上壮怀激烈的战地通讯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通讯报告,作品的数量很多,题材也有了许多新的开拓,然而这些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大都是对美好事物、先进个人的歌颂、赞美之辞,而那些腐化、官僚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坏人坏事仿佛已经绝迹了。

终于在50年代中期,有一批不甘心仅仅作为“生活事件的报导者”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以此来“干预生活”。尽管“干预生活”的思潮十分短暂,但它毕竟在新闻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同凡响的一页。

要掀开这一页,首先得从解放后中国的对外政策说起。1949年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式,中国对外实行“一面倒”政策,强调向苏联学习,新闻文学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在50年代中期,伴随着苏联特写作家奥维奇金1954年到华演讲,一大批强调“要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拿出来直接干预生活”的特写作品纷纷涌入中国(注:此处的“特写”仅指文艺特写,即报告文学),给中国的文坛上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的对象。

这部分作品对我国的新闻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一段时间里“特写”一词完全取代了“报告文学”。

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的五年中,报刊上几乎难觅“报告文学”这四个字的踪影。在此,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苏联作家对“特写”的定义并不仅仅等同于报告文学,其涵义不仅包括对事实作真实记录的“记录的特写”,还包括有许多虚构成分,“内容基本上与小说差不多”的“深思的特写”或称作“研究性特写”(奥维奇金《论特写》)。后者虽然形式上是特写,但本质上应归属于“纪实小说”。为避免混淆,此节中对于前者还是称为报告文学,而后者由于在本时期并未获得较大的发展,故不列入本章的讨论范畴。

与此同时,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思想,拓宽了作家观照生活的视野。

正是在“中”“外”特定的历史条件影响下,“干预生活”的作品问世了。

这些作品汲取了苏联“批评特写”或称“分析特写”、“研究特写”的优点,勇于直面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揭露人民内部矛盾,批评工作中的缺点,试图帮助人们发现和解决这些错误、矛盾和冲突,更好地促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这股“干预生活”的风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1925~ )1939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应报纸征文获奖。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后创作一度中断,在1956年重新执笔,发表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1958年被打成“右派”,直到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后才重新开始写作。

1954年,刘宾雁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奥维奇金,后者“干预生活”的精神和“研究性特写”的文体给予了他很大的影响。

1956和1957年,刘在《文艺报》上分别发表了《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以及他翻译的奥维奇金的论文《作家与读者》,在新闻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仅如此,刘宾雁也是第一个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干预生活”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作家,他于1956年在《人民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在桥梁工地上》。

《在桥梁工地上》的故事是刘宾雁在1955年末在兰州参观一个桥梁工地时,一位团支部书记对他讲述了一个施工中的故事,给了他强烈的震动,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还可能犯错误,无产阶级专政还需要不断完善,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缺乏制约,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患。”于是他“一鼓作气,几乎原封不动地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桥梁工程队长罗立正。他在战争中不愧为冲锋陷阵的勇士,在和平建设时期,却滋长了满足现状、沾沾自喜的情绪。他的口头语就是“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不仅如此,他对下压制群众积极性,对上处处依赖,不愿承担任何风险。由于他的不负责任,桥梁工地受到了黄河洪水的严重毁坏,但他首先想到的却是:“万幸,万幸,电话总算打通了——不管怎样,我请示过了”,并用种种理由推脱责任:“谁让老天爷不跟咱们商量呢!”

然而当党中央提出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政策时,工地上一位敢于决断的年轻工程师却被迫调离,而这位典型的保守派、官僚主义者却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他虽然逢人便大作检讨:“豁然开朗,真叫豁然开朗啊!谁说不保守?谁说中国没有官僚主义?啊?我们不就是?……”,可骨子里却丝毫没有“检讨”的意思。在全文结尾,作者留下了一段耐人深思的话:

 

我曾以为,在今天这样全国性的高潮正在形成的时候,反对保守、至少使保守者清醒过来该不是太难的事。我想错了。困难恰恰在于罗立正这样的人并不抵抗这个浪潮,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

 

该篇作品大胆地揭示了社会中一些罗立正式的干部官僚主义的作风,语言含蓄、描写细腻,人物刻画深刻,挖掘了主人公罗立正的精神状态。该文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新闻文学界受到了评论家们的热烈赞扬,同时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以后,新闻文学界又诞生了一批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

荔青写的《马端的堕落》,刻画了一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形象。女作家柳溪创作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副标题《献给耿长锁》,但在作品中并未用人物的真名,而代以“耿开山”)展现了主人公耿开山(即耿长锁)这位农业合作社主任与地委派来的工作组长朱光的矛盾。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耿开山揪心庄稼收不回来;朱光却愁这里成不了先进,他脸上无光。于是试图利用权力要县里破格照顾,甚至弄虚作假,这些都受到耿开山的反对,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

白危写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大胆地触及时弊,揭露了当时新建农庄的困境。

50年代中期,新闻文学史上出现了这一些与歌颂时代主旋律不同的声音。一批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作家,出于对新中国的由衷热爱、对社会主义的无比关切,以“生活的干预者”的角色大胆地针砭时弊,揭露与抨击了如罗立正、马端那样的官僚主义者,他们或是“麻木不仁,脱离群众,因循守旧,明哲保身”;或是“身居要职,不负责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这些作品都能从现实实践出发,严格地遵循真实性的原则,以有力的事实告诉人们,这些隐藏在党的内部的暗疾隐患,才是不断侵蚀社会主义健康体肤的最大罪魁,如不及时清洗,必将贻害无穷。

徐迟在《一九五六年特写选·序言》中对这些作品作了高度地评价:

 

我们的特写作家在揭发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时,正开始证明他们勇敢而且尖锐。有些作品在批评生活时,达到了其他的文艺形式如漫画和讽刺喜剧还没有能达到的深刻和犀利的程度。也有一些读者,对这些作品表示不相信,认为生活中不能够发生这样可恨的事,不会有这样可恨的人。这倒是能够肯定的,生活中确实还有这样的事和这样的人。”

 

然而,这股“干预生活”的潮流在50年代中期却是昙花一现,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及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的到来,“干预生活”成了一种罪名,经常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没有人再敢提起。

与此同时,这一批作品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刘宾雁、柳溪等作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干预生活”的“问题报告文学”同“问题小说”等一起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些片面地反映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声响”的作品。部分作品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真及“浮夸风”,对“大跃进”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1960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渐渐步入了正轨,各项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作为时代纪录的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也从禁锢中解脱出来。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刘少奇在同年5月1日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谈话中又特别指出,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他勉励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后,随着对浮夸风等主观主义作风的纠正,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采访、精心写作,有效地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质量。在60年代的前半期,诞生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优秀新闻报道:

如1960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作者王石、房树民);1960年5月至6月期间,《人民日报》记者郭超人写的长篇连载通讯《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山中的日日夜夜》;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厘钱精神》(李峰、余辉音);1964年,《人民日报》记者袁木、范荣康采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不仅是新闻界,新闻文学也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佳作纷呈。

以《人民文学》为例,在1961~1963年期间,发表报告文学达八十余篇。作品的题材、风格都有所开拓,真可谓是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后的“中兴”。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在1963~1964年先后出版了四集《报告文学选》,就是这一时期作品的结晶。

然而,虽然1961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重申了坚持“双百方针”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的不良影响,这一时期的新闻文学依然带着怕“右”的紧箍,遭到“浮夸风”的腐蚀,这就使绝大部分作品虽然反映了时代的面貌、人民的呼声,但是只有对新人新事新风貌的歌颂赞美,缺少对危害党、危害人民的不良现象的揭露抨击,回避了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没有能全面地展示出社会的真实图景。

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公开处理彭德怀问题,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又开始了,作家们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一时期,已很难看到像50年代中期那样尖锐地针砭时弊的作品了。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部分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记者、作家,本着“写事实”(胡风)的文人的责任心,一反“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真实地记录报道了当时中国一些地区贫穷落后的现状,大胆揭示了一些干部身上所存在的缺点。客观地说,这样的作品也同样起到了“干预生活”、揭示真相的作用。

东生的《看愚公怎样移山》(《人民日报》1962年6月27日)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这篇作品的突出之处,是作者首先在思想倾向上,一反“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真实地反映了沙石峪村党支部领导群众艰苦奋斗十年的动人事迹。作品材料扎实、生动,富有哲理性,被公认为是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

其中主人公张贵顺的话很是引人深思:“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弄虚作假”,十分朴素的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许多人都忘记了的普通道理。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一方面对沙石峪人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对沙石峪人所面临的困难作了真实地描绘:

 

沙石峪人精神抖擞地跨进了第二个十年。他们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前头的路还很艰难、遥远。“穷”山还在家门口立着哩!你看,虽是阳春三月天,除了东西山上那两块“松柏地毯”,满眼皆是土黄色;塞外的寒风还阵阵袭人。……

 

仅仅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篇作品已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中挣脱出来了,使新闻文学的真实性得以回归。

1966年初,正当“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本时期的最后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问世了。这就是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

穆青(1921~2003年)原名穆亚才。河南省杞县人 。1938年8月开始发表前线通讯《岛国的呐喊》。1942年,发表了第一篇出色的人物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此后又陆续发表了系列通讯《赵占魁同志》、《恭喜赵占魁同志》。1966年2月他同冯健、周原合写了著名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1982年他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虽身居要职,但仍坚持第一线的采访,为我国的新闻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系列优秀的通讯作品。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介绍了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具体描绘了焦书记在严重困难面前如何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深入调查、认真规划兰考的前途,刻画了他带着重病坚持工作、“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高尚品质。读来感人肺腑。

作品一开始就真实地描绘当地灾害的严重:

 

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这样的描写,在今天看来,已并不稀奇。但在当时,这是新闻文学中对六十年代初期苦况的难得一见的透露。此外,作品对一些干部身上所存在的缺点也作了大胆地披露: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

       

需要强调的是,这篇作品写于1966年初,那时在空气中已弥漫着浓烈的政治火药味。在那个作家动辄得咎的年代,穆青等敢于这样写,显然别有一番胆识。就是这种可贵的实事求是作风和现实主义精神,使得《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成为了建国以来,继《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影响最大的一篇新闻文学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的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人民播放了这篇通讯的全文,不仅如此,还撤消了原定的节目、作了多次重播,这种情况,在我国广播史上是罕见的。一位教师后来写信给穆青,回忆当时的情景:“一篇不很长的通讯,没有一个人能一口气读到底的,人们都是从严肃的朗读变成低泣,又转为哽咽……”由此,这篇通讯的艺术感染力可见一斑。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充分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作风,注重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生活,其实作品中有很大部分是写焦裕禄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这是当时作者们十分强调的方面,是主题,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们尊重了真实并坚持在真实的冲突中揭示人的精神世界。

但是,这已经是建国以来优秀新闻文学作品中的“最后一片绿叶”了!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2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1、2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

3 周国华,陈进波编.报告文学论集.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

4 冉淮舟,刘绳著.魏巍创作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

5 魏巍.魏巍文集(第十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6 志愿军一日编辑委员会.志愿军一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7 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

8 刘宾雁.刘宾雁报告文学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9 靳以.靳以散文小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0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1刘宾雁.刘宾雁论文学与生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

12 刘淮著.穆青和他的报告文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本章参考资料选

一、新闻文学作品

 

十八列火车(节选)

二级英雄 铁道兵副班长 史阜民

……

不等我们打主意,车站上又来了紧急电话:从祖国开来的十八列军用专车,现在正急等着过桥哩!嗖的一下,我心里突然一紧:这一带正是敌机的封锁线,黎明前十八列火车过不去,那怎么得了呵!想不到一根小小的螺丝,现在竟成了要命的东西。

回我们的宿营地去找一根合适的吧,不行,来回一趟最少也有四十里,现在时间是来不及了。

指导员立刻在现场召开临时党支部会。人群不安地骚动着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见他指着大桥激昂地说:“······现在,一根小小的螺丝安不上,竟把祖国人民越过千山万水送来的武器弹药,搁在大桥那头,我们能瞅着它被炸了吗?不能!一定要马上想出办法,不惜一切,立刻把大桥接通,让十八列火车通过,把物资送到前线去!”这时,我的脑子嗡嗡直响,心里翻腾着:“螺丝,螺丝,美国炸弹不能炸断我们这道桥,难道你一根小小的螺丝,就要把它卡断!”螺丝把我整个思想钉住了,突然我象发现什么新奇物件一样,盯住手里拿着的螺丝搬子,心里猛一亮:“有了,这家伙的把子尖尖的,正好代替螺丝钉插住钢轨眼,现在就让它来‘辛苦’一趟吧!”

我把这个想法跟指导员商量,他考虑了一下问道:“用螺丝搬子代替螺丝梃子?没有螺丝帽子拧住,它不滑下来吗?”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关系,我用手抓住螺丝搬子。”指导员一看时间太紧,不容再有一分钟的犹豫了,他一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史阜民同志,你去试试看!”

这时,我心里又兴奋又紧张跑到大桥上,站在枕木垛的横头上,紧紧地伏在桥面,用螺丝搬子的尖端往岔尖子连接钢轨的螺丝眼里一插,死劲地抓住。嘿!真象铸就的一样,螺丝搬子竟严丝合缝地把钢轨接起来了,摇也摇不动。

连长来检查了一下,问我有没有把握,我尽力镇静,肯定地回答说:“保证没问题。赶快叫站上发车吧。”

连长不放心似地拍拍我的肩膀:“史阜民,要小心呀!你的担子可不轻啊!”

等了片刻,桥头上的人群忽然闪开,亮起绿色信号灯,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第一列火车喷着一团一团的黑烟,从桥那头小心翼翼地开过来了。我连忙死劲地用螺丝搬子插住钢轨,紧张得连呼吸也屏住了,仿佛一喘气就会把钢轨吹断似的。

“呜——”的一声,那庞大的车头几乎是从我的头顶上开过去,刷的一下,我只觉得身子一晃,车梯竟把我身上的棉衣拉去了一大块,肩头也刮破了,痛得难受;从车管里排出来的蒸气,劈头盖脸地喷过来。这时,我也顾不上什么危险了,一咬牙齿,两手紧握螺丝搬子;机车拖的一辆辆车厢,就在我面前哗哗地飞驶过去了,我手上的虎口震得象裂开一样的发痛。

桥底下有人在叫:“副班长,小心点,不要掉下来呀!”连长也在桥头对我喊道:“史阜民,顶住就换一个人!”

紧接着第二列火车又呜呜地叫着朝桥上奔过来,这是个多么沉重的大家伙!一瞬间,我仿佛觉得手握着的不上一根螺丝搬子,而是一座大桥整个儿架在我身上,我恨不得浑身都长出手来,一下子把火车托过去。

热心的火车司机从机车里探出身子,连声嘱咐:“同志,你可要小心扒住,太危险啦!”我笑着说:“别管我,你快些开吧!”第二列车冲过了桥,接着又顺利地开过了第三列车,桥前桥后响起了一阵狂热的欢呼,同志们举着工具跳着,高兴地叫着……

……

就这样,我在离在五公尺多高的枕木上站了一个半钟头,就象前方战士们在肉搏的时候,死死卡住敌人的脖子一样,我双手紧紧地用螺丝搬子插住钢轨眼,让火车从我的头顶上一列一列开过。直到最后一列——第十八列火车轰隆轰隆地从这道桥上冲过了江南岸,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东方鱼肚色的天空中泛出一抹红霞,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选自散文特写选1949~197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29~332)

 

童话的时代  (节选)

                                                  华山  

……

黄河就是一条到处乱滚的泥龙,它滚到哪里,哪里就是灾难。人们光是修堤筑坝还来不及,谁还敢想把黄河变清!

可是今天,我们不只敢想,而且要动手做了。

修筑三门峡水库,就是我们征服黄河的第一步。我们要在三门峡修起世界少有的一座水利枢纽工程。

……

就在这里,我们要修筑起九十公尺高的一座拦河坝来,把黄河拦腰堵住,把三门峡上游的秦岭、六盘山和黄土高原之间的河谷平原,堵成中国最大的,容积三百六十亿公方的大水库。除了苏联的古比雪夫水电站的水库以外,世界上还没有这么大的人工湖。这样大的水库,用来防洪,可以把黄河历史上最大的洪水装起来;用来发电,装机容量可以达到一百万千瓦;用来灌溉,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二千万亩;用来航行,可以成为三省通航的内海。还可以把黄河下游变成一年四季都可以航行的清水河。

只是一个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可以把几千年来的黄河水灾基本消除了。

这样大的水电站,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还只有很少的几个。美国开始建设这种巨大工程的时候,它的现代工业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

如果全部开发出来,黄河能给我们做出多少事情啊!

光是修起四十六座拦河坝,就可以把黄河堵成四十六个人工湖,这些平湖,连成一串,一级级如同一道楼梯,从海口一直搭到黄土高原上。有了这样的一条“梯河”,我们就可以叫轮船“爬山”,从海口开到兰州。

还有发电呢?还有灌溉呢?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发现:黄河每一滴水能做多少事情!起初是发电,过一道坝,发一次电;一路上还载着轮船航行,然后流到农田里去。人们将要发现:黄河的水不是流到海里,而是流到庄稼的海里,一点不剩。黄河的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黄河!黄河!多少万年以来,你把黄土高原搬到海上,给我们创造了中国最大的一块肥沃大平原。你世世代代孕育着大河两岸的人民。远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英勇劳动着。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时期,就是四千年前在黄河流域开始的。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亿八千万人生养繁息的地带,十几个兄弟民族在大河上下聚居着,流域面积比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瑞士等六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大些。可耕土地占全国耕地百分之四十。许多新的工业基地正在沿岸纷纷出现。大自然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河流,你横贯中国大陆的北方,有的是移山填海的力量。一旦把这股力量拿在手里,我们何止能叫海船爬山!

我们还要向长江借水。——我们要像洪水时代开山导河的巨人那样,劈开秦岭,劈开伏牛山,让黄河和长江拉起手来,用长江的水灌溉黄河流域!

我们要把黄河的历史根本扭转过来。

当然,要整个改变一条大河的面貌,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甚至得好几代人做几辈子的。可是比起几千年来的防洪斗争,这五十年又算得什么呢!

“黄河清,圣人出。”根治黄河和开发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就和世世代代梦想着“世界大同”那样。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征服黄河,今天的祖国对我们是多大的鼓舞啊!

(选自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458~461)

 

钢都的老英雄——孟泰(节选)

国  涌

(一)

……

这事情,说起来话长,简单说是这样的:老孟泰,是个有近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现在是炼铁厂修理场(工段)的场长,他当场长以前,当过技师、技术员,这以前,就是在配管组当工人,当组长。

鞍山解放之后,老孟泰到老解放区帮助恢复一个炼铁厂。在那里的四五个月里,他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一回厂,见工人们在拔草的拔草,有的懒懒散散的不知道干些什么。恰好这时候党和政府,发动了献纳器材、收集器材运动。他就号召曾和他一起作配管工作的工人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收集器材。可是谁听他的?那时候,他一来不是组长,二来大家的思想还没有像他那样。他的号召立刻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

有的说:“这算干啥!一天不闲着!”

有的说:“这么冷的天,烤会火,歇歇多好!你不回来倒好些!”

有的说:“要修高炉,将来有的是新材料,还用你发愁!”

孟瑞林是当时配管组的组长,又是孟泰的弟弟,也照样反对。

老孟泰有这样一个特点: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对大家有利的事,他就会不顾一切反对,一定要干下去。那么冷的天气,他也不怕冷,成天价也不知道休息,在积雪里,在废铁堆中找材料。那时候工厂没开工,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他每天总是早早地就来了,遇到一星一点的材料也要拣起来,没有放的地方,就找了一个空屋子,把门窗收拾了一下,把拣到的东西放进去,锁上门,再去找。大的器材,他扛不动,就招呼工人们来共同抬。工人们抬是抬了,可是有些人总是在背后嘟哝。

老孟泰细细地捉摸着大家对他的反对意见,他知道主要是大家对当时的时局认识不清,对恢复生产没信心,对搜集这些材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给大家讲解革命一定会胜利的道理,更把他在老解放区用搜集来的材料修复高炉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工人们看到他那种对人诚恳的态度,想到他说的一切千真万确,就都积极起来了。

大家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搜集的材料越来越多,就分类保存。把能用的拣回来,把不能用的也拣回来。是配管部门用的要拣,别个部门用的也拣,拣回来的,该修产立刻修,该配的就立刻配。因为大家已经知道,高炉一定要修,说那天修,那天就需要这些材料。高炉上最重要的是冷却设备,其中短了许多许多东西,有钱也买不到,这怎么能使高炉修复呢?对这些材料就必须更加好好地保管起来了。

高炉快要开始修复的时候,领导上又再次发出号召,号召大家加紧准备,特别是要积极搜集材料。

全厂职工多时没有看见高炉冒烟的情景了,心中总是沉甸甸的。这时,高炉就要开始修复的消息,给了大家无限的鼓舞。和老孟泰一起搜集材料的工人们,就更积极起来。那种心情,就好像盼雨的农民在开渠,再努一把力,水渠就要开成功,就会看见渠水灌溉到田地中来似的。

配管组的工人,他们把一间空房子变成了仓库。在这里,高炉所缺的冷却设备材料,样样都有。

领导上为了表扬孟泰这种主人翁的爱国主义精神,就给这间房子取了个名字,叫“孟泰仓库”。

就凭这些材料,大大地支援了修复的第一座高炉。

参加搜集材料的工人们,看见高炉在自己的劳动下在很短的时间修复好,开始冒烟,大家有说不出来的快乐。

这时候,大伙都有了正常的活儿干了。可是他们下班以后,一点也不休息,撒腿就往家走。

老孟泰,他在回家的路上,总是左瞅瞅右瞅瞅,见到一点小东西,就拾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头,第二天带回工厂;见到大的东西,就记个记号,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再一个个搬走。他自己对自己的手和口袋分了工:钢料这个手拿,铁料那个手抱;这个口袋装这个,那个口袋里装那个。

他们所搜集的材料,又支援了修复的第二座、第三座高炉。

前年和去年的大修工程中,很多向上级领不到的材料,在他们这里能找到,领来的不合适,也能在这里调换到合适的。哪个部门短了什么零件,就会找到这里来的。天长日久,这个仓库给大家解决的问题,可真不少。

现在库存的材料光三通水门就有四千多个,“孟泰仓库”简直是个宝库。

老孟泰离开配管组两年多了,这个组至今还保持着这种优良的传统。

……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236~238)

 

二、理论批评资料

                   

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节选)

                                          余树森、陈旭光

在苏联有一种特写形式叫“批评特写”或“分析特写”,或“研究特写”。波列夫依说:这种特写是“根据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产生的。”这是因为:“党号召苏联文学家发扬批评和幽默的体裁,号召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揭发和抨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大胆地揭露迄今还存在于我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残余,并揭穿它们的具体体现者——招摇撞骗者、贪财图利者,疏忽大意者,妄自尊大者和压制批评者,号召他们反映优秀的、有用的社会主义成员,他们除去具有正面的特征之外,有时也束缚他们手脚的落后的、丑恶的东西。”

这种特写的任务是着重摆出生活中的问题,概括一定的社会现象,帮助人们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内容上主要是对我们内部矛盾的揭露和工作缺点的批评,在表现方法上,虽然也是从生活现象出发,但不是具体实指某一件事,它允许作家有更多的可能去想像、虚构。

苏联的这种“批评特写”形式,在五十年代中期直接引进到我国,曾涌现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批评特写”。除了被普遍称之为特写的作品,如秦兆阳的《两个县委书记》,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之外,其他被普遍看成小说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我之主观臆断,它多多少少受着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的启示),白危的《被危困的农庄主席》,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国文的《改选》等等,将它们当作“批评特写”读,也未尝不可。

(选自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14~315)

 



茅盾.为《志愿军一日》而欢呼.转引自周国华,陈进波编.报告文学论集.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465

 

魏巍.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载魏巍文集.第十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5

魏巍.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载魏巍文集.第十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4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23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23

魏巍.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载 魏巍文集.第十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3

转引自冉淮舟,刘绳著.魏巍创作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12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1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18~119

巴金.《爝火集》后记.载 李济生,李小林.巴金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709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靳以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73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457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458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87

徐迟.诗与生活.北京:北京出版社,1959,61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0~11

东风得意诗万篇——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发言集锦.转引自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5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0~11

贾芝.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1958,7、8,23

赵毅衡.无邪的虚伪:俗文学的亚文化式道德悖论.二十一世纪.1991.12.8 ,122~124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1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7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2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94~9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94~95

周扬.《红旗歌谣》评价问题.载 民间文学论坛.1982,创刊号

奥维奇金.论特写.文艺报.1955,3

刘宾雁.刘宾雁论文学与生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4

胡平,张胜友.全凭这颗心.百花洲.1984,4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散文特写选(1949~197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76

周国华,陈进波编.报告文学论集.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464

周国华,陈进波编.报告文学论集.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465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2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368

徐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2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376

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散文特写选(1949~197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73~685

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散文特写选(1949~197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73~685

转引自刘淮.穆青和他的报告文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25

  评论这张
 
阅读(20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