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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第五章 报告文学在理论与创作中走向成熟  

2008-08-25 21:18:47|  分类: 新闻文学 盖浇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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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到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对文学创作提出了及时、迅速地反映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要求。以文学性和新闻性相统一的报告文学正当其时,因此得到了大力地提倡与空前的发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家们纷纷选用报告文学这种直接、生动、迅速并且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方式记录历史,觉得特别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在本时期,因为大量报告文学的出现,于是就具有了进行理论总结的可能性。作家们纷纷对其从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报告文学的理论探讨极为热烈。而报告文学的理论探索,又反过来指导了创作活动,一时间,报告文学几乎成了文学的主潮。

除了有专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在全国范围内,还前后掀起了多次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创作热潮,使报告文学得到了极大的普及与提高。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外国友人的报告文学也在这个时期有了集中的出现。他们以“老外”的眼光、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样真实地报道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各个方面。他们的著作在中国流传极为广泛,既成为中国新闻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借鉴与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一节  报告文学的理论探索与群众性的创作热潮

 

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在中国新闻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报告文学”这一概念,这标志着我国的新闻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的和革命斗争一道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能有切实的改变;我们的作品内容才能够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意识。

 

从1931年起,在“左联”的大力倡导下,对报告文学理论进行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读书报告》、《文学》、《文艺新闻》、《文艺》等等刊物都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报告文学的理论文章。

小型报纸《文艺新闻》于1931年3月在“左联”的倡导下成立,由袁殊主持。这张4开小报从1931年3月16日到1932年6月20日共出了60期,以其独特的报道、言论和编辑方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推广报告文学的阵地。它设有专栏文章,对报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比较准确、全面的阐述。

袁殊的《报告文学论》一文发表在1931年7月13日的《文艺新闻》第18号中,是中国研究报告文学最早的论文之一。文中写道:“报告文学,如起名所示的,是把灵心安置在事实的报告上,但不如照像写真样的,只是机械的摄写事实。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目的与倾向,然后把事实通过印象加以批判地写出。”

载于1932年6月6日第58号《文艺新闻》的《如何写报告文学》一文中写道:“报告文学的主眼只是将作者自己看见的,乃至经验了大大小小的事实,毫不修饰地对大家报告。”并用“赤裸裸的事实来说明、启发和鼓励。”,“不写一般的、抽象的文章,而写特殊的、具体的事件;不用悲呼激越的口调,而写沁人心肺的一般谁都经历身受过的事象。”

不难看到,当时的立论还比较注重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在强调真实的同时,尚未重视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文学性。报告文学之所以不是纯粹的文学形式,也不是纯粹的新闻形式,而是“新闻文学”,就在于它结合了新闻与文学两方面的特点,缺一不可。

1932年4月,钱杏邨(阿英)以南强编辑部的名义出版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在“代序一”中,他写道:“报告文学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他认为,“报告文学是最新的形式的文学,是具有着无限的鼓动效果的形式。”

当时,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报告文学应该兼具新闻与文学两方面特点,缺一不可。而在两者之中,似乎更不能忽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甚至它还必须具有“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这,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就不能说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

1932年后,报告文学渐渐增多,理论的阐述也有所发展。这些理论文章有力地鼓舞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热情,及时指导了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对我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成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还有两部有影响的报告文学译本的出版,也对我国报告文学创作起到积极的影响:一部是周立波翻译的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该书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作了记录。

另一部是阿雪翻译的墨西哥驻沪领事馆外交官爱狄密勒写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该书将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海呈现在读者眼前,再现了帝国主义统治和掩护下,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利用各种手段赚取不义之财的“冒险故事”。

1935年出版的《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了周立波的《谈谈报告》,他认为,报告文学在当时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现在的作家,都是在烽火之旁写作。他们的读者也大都是在烽火之旁的。用怎样简单、明了、迅速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直接反映并批判现实,是作家应该考虑而且也有人考虑了的事情。报告文学就是这种文学形式的一种。”

理论家们的论述,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作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对文学创作提出了“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这实际上已经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政治哲学观点在文学艺术上的具体阐释了。

1931年“九·一八”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一些进步作家开始上前线去,写了不少反映战争情况和报道军民抗敌斗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此基础上,1932年阿英编辑了一本《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的集子,共收《大晚报》、《时事新报》、《烽火》、《大美晚报》、《太平洋日报》、《社会与教育》、《时报》等7种报刊的29篇文章,分编为《几番大战》、《火线以内》、《士兵生活》、《十字旗下》、《新线印象》等六辑。

主编阿英在该书《序言》中说:“在文笔活动方面,产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应用了适应于这一事变的断片叙述的报告文学的形式,作家们传达了‘一·二八’以后各方面的事实。在他们这些短的作品之中,是反映了战争的经过,几次大战的全景,火线以内的情形,后方民众的活动,救护慰劳的白描,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事件。”

如在《“一·二八”之夜》一文中,就有对“一·二八”的俯瞰式的新闻性描写: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之夜,我们民族己受了八十九年的耻辱。大日本帝国的海军陆战队,又在日本小学集合,奋其侵略之野心,三呼万岁,既以凶残利器前导,长驱直入上海闸北。二十九日晨,在弹飞火浴的宝山路上,绘着太阳旗章的飞机盘旋着,窥探着。

 

由于报告文学的作者们都在前线和战士们一起出生入死,所以他们的作品都真实可信,生动感人,下面是《到火线上去》中的一段:

 

……他的眼色火一般的红,他说开火以来不曾睡过一次觉。最后,他说,我们打了许多仗,这一次才打得有意义,兄弟们大家都决定,不死不罢战。

为他的热情所感,我和他紧紧地握了一次手,我的热泪流下来了——:

——我们民众跟你们一起死,

——是的,我们不相信政府,我们只靠老百姓。——他也流了泪。

 

在此,一个普通的人民英雄就站在我们中间!

阿英在谈到编辑这本书的意义时认为:“第一,是为着纪念这一次伟大的事变,使青年的读者能以比浏览记载枯燥的新闻纸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一事变经过的各方面的活动;第二,是使青年读者能以把握得Reportage这一种文体在这一时代的重要性,努力的加以学习。”其实,阿英讲到的两点,也就是新闻文学的意义所在。

同年,《文艺新闻》杂志社又编辑了《上海烽火》。以上两部集子的作品均选自当时的报刊,都记录了战争的实况,内容相当丰富翔实,被称为以“一·二八”淞沪战争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姐妹篇。

现在看来,这两本书当是中国新闻文学史上报告文学作品的首次结集,无论从其对历史记录的史料价值上说,还是在新闻文学史发展上看,它们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们迅速敏捷并且文学地反映了大众关心的重大事件,从而获得广大读者,体现了报告文学的特性,显示了报告文学独特的社会功能。

此外,作为“报告文学”形式较早结集出版的还有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同年,茅盾为文学社主编了《中国的一日》大型报告文学集。

他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中说了这书的成因:原来这一计划,是看了伟大的高尔基所编辑《世界一日》的行动,“觉得非常新鲜而有意义,因而大胆来‘学步’”。他选定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为限,向全国广大读者、作者征稿。要求如实描写这一天所接触到的生活实况和社会见闻。

茅盾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中说,当时收到的来稿:“以字数计,不下六百万言,以篇数计,在三千篇以上,全国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蒙古而外,各省市都有来稿;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和职业‘人生’不在庞大的来稿中占一位置;而且我们还收到了侨居在南洋、暹逻、日本的赞助者的来稿。”茅盾等人将其中490篇优秀作品集合出版:“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这些作品除少数是作家写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向来从不写稿的人们的作品”。

譬如下面所摘《永不能忘记的一课》,就是一篇情真意切、紧密联系时事、突出真实和时效,同时又十分打动人的优秀作品,简直可以与都德的《最后一课》媲美:

 

永不能忘记的一课(节选)

刘士引

……

上午的本国史,堂上同学都露出惊惶的神色,教员带着苍白色的脸皮上了讲台!

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拿出墨笔来!”

我们现出奇异的眼光看着他,——他的嘴唇在微抖,他的手上的一本书也在颤动,他的两眼无力的瞥了我们一下;接着又说:

“把书翻开——从——”声音哽咽住,忽又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接着又说:

“——本书第三章。民国初年的外交,第五章,欧战后的外交,……还有南京事变,济南惨案的交涉,万宝山惨案,九一八事变之爆发,……日本占东三省及国联的态度,……还有……唉!”

声音起初过高些,后来愈低愈低,最后似咽喉塞了什么简直都无力再说下去!

我们的心不停的跳动,不过还不打了解到底怎样?

“——还有,一二八之变及日本最近的侵略行动,——就在这些课的下面写‘删去’二字!……”

他勉强说完了,接着就在黑板上用力的写了“删去”两字!回过头来,脸上表情越发难看。

我们翻着书,找着这些课,计算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再多去掉点吧!省得我们读!”我们都没有这样想。

删去这——似割掉我们自己身上的肉,当我们不得不写“删去”的时候,那枝手中的墨笔,似一把尖锐的刀刺入我们的心头!

“你们不要难过!我也不愿如此!……唉!中国?我们已快不能再做……”先生说到此处忽然低下头去,讲台上已有两滴三滴的泪水。

“上边说过,几天后怕某国人来查看!而且我已和校长、教务主任,再三讨论此事。但……最后的办法就得如此!不然——恐怕我们……”过了不多的时候,先生又转为平静的告诉我们。但后来显出极郑重的样子,接着又说:

“恐怕与我们各人的生命有危险啊!”

全室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空气。同学们早有哭得不成声的了!……

 

又如在《我所经过的五月二十一日》一文中,对曾经号称“天府之国”发生的饥荒进行了尖刻的反映。作者援引了数家报纸的新闻报道,给读者以极大的震撼:

 

三月二十一日《复兴日报》载中央社稿:

“松潘半边街居民陈氏,自杀其八岁亲生女而食。不久该妇亦病饿而毙。沿途数百里,人血及白骨饿死者,填满沟壑。”

三月二十四日《新蜀报》载万源通讯:

“三月一日,闻曹家沟某家七人,饿毙四人,余亦气息奄奄。有远地逃荒饥民经过其地,一并被杀,分割炙食无余。”

三月一日《新蜀新闻》载巴中特约通讯:

“西区恩阳河旧小学校校址内,栖慢灾民,生机断绝。将奄奄待毙之一丐,由饿极之难民,未俟气绝,竟就割肉煮以充饥。”

 

他在文章里发出:“诸君啊!吾们大家想,假使你我亲爱的父母妻子兄姊弟妹,陷在这数目字中间,你我将怎样呢?‘同胞’,‘同胞’他们不就是吾们父母妻子兄姊弟妹么?如今造成满地饥民,连日报载有吃死人的,有吃泥巴的。吾不知此一刻钟内有多少在将死未死?不知吾写这篇文章几点钟内又死去了多多少少?……”这样的痛彻心扉的哀叹确实能触动人们的心灵深处。

“中国一日”活动是我国现代新闻文学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群众性报告文学写作活动,也是稍后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的先导。

《上海一日》是从二千篇征文中选出的报告文学集,记载的主要是“八·一三”战役后的一年间的上海的生活见闻。它也可以叫做“上海一年”,因为“每篇所描写的固然是上海的一日,而全书所表现的却是上海的一年。”编者在《本书编辑经过》中对编辑此书作了说明:“为要用集体力量把这复杂多样的现实描成一幅有血有肉的画卷,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类,以及后代的子孙都由此认识‘八·一三’抗战的真面目,我们才有编印《上海一日》的企图。”继此集后又出过《上海一日》续编。

对于书中内容,编者在《本书编辑经过》说:

 

因为来稿的丰富,自然难免有材料重复的现象。如描写中国空军轰炸军舰的,描写大世界门前落下炸弹的,描写先施公司的惨案的,描写‘七·七’、‘八·一三’周年纪念会的,每种至少有十余篇,至多竟达三四十篇……分类与编次费了我们几度的商榷。……最后决定依照文章内容的性质。全书共分四部:第一部描写前线动态及其他军事行动,分八辑,共廿二万字;第二部描写死里逃生,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难民,分五辑,共二十万字;第三部描写战时战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有神圣的工作,也有荒淫与无耻),分九辑,共三十五万字;第四部是各阶层人们在这动乱的一年中的私生活的写照,分十辑,共二十三万字。

来稿大部分都不很通顺,有许多作者都是初次写稿……隐藏在这些不高明的文章的背后的,是活生生的实际经验……就年龄说,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左右。就职业说……差不多什么职业都有。难民当然不在少数。……《上海一日》证明上海文艺界底层蕴藏着无限的潜力,本书的作者不过是这潜力的一部分,也许是极小一部分。

 

我们看该书的第一篇文章《闸北第一枪》就可以感到,文笔确乎有欠功力,但将第一枪打响的过程描写得十分清楚,其真实场景呼之欲出。而最可贵的是它及时地写出了“第一枪”,新闻价值不言而喻。

此外,左联的文学刊物上也开辟了专门的报告文学的专栏。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刊》开辟了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的《一·二八事变的回忆》和《九·一八周年》两个专栏,此后报刊上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呈迅速增长的势头。1936年梁瑞瑜从1932年到1936年间出版的19种刊物中精选了52篇,编成《活的记录》出版,这是全国各地“活生生的真实生活记录”。较同时期的报告文学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和《上海烽火》更充实真切,涵盖面大,艺术上也有所提高。

群众性报告文学写作活动,深化了报告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力地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然而,这些作品的文字相对浅白,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理解也不那么准确,有些作品对事件的新闻性把握不够,对于什么素材可以写成新闻文学作品,还不够明确。但是,这种大规模的老百姓用自己的笔描述自己真实生活的活动,却是具有史诗性质的。

在开展群众性报告文学写作活动的同时,专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很活跃。

柔石(1902∽1931年)原名赵平复,1902年9月,生于浙江宁海。革命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一生著有短篇小说集两部,中、长篇小说三部。作品大都笔调简洁、语言流畅、感情深沉细腻。

柔石的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印象》就是响应左联号召而写并取得成功的作品,也是30年代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记述了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实况。

这篇报告文学记叙了他参加这次大会的见闻,把热烈又严肃,紧张又活泼的的会议气氛描写的有生有色。比如,代表们咏唱《国际歌》的庄严和肃穆;会议结束时,代表们高呼革命口号的如火的战斗热情,都真实感人。文中还对与会者的形象作了生动细腻的描写,反映出一群正在成长的革命新人的形象。如,那个立志推翻“做官阶级”的专制,而投身革命事业的大地主的儿子,确实给生活在当时的人们以启示,极具真实性。

这篇报告文学既把握住了事件的新闻真实性,又运用了文学的笔触进行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是比较成功的新闻文学作品。

胡愈之(1896∽1986年)浙江上虞人。早年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1920年和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创办《文学》、《妇女生活》等杂志。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日战争后与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在新加坡建立民盟支部。

他的《莫斯科印象记》生动而详实地记录了他在莫斯科短暂的7日旅程的见闻。在这匆忙的7日内,他接触到了这个神秘国度各行各业的人们,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红场、工厂、学校。他以敏锐的目光既看到了欣欣向荣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增加工人生产率,减低产品成本,在苏维埃国家,乃以工人自己的志愿、工人的努力来企图。为社会全体增加生产,视为工人最大的荣誉。……不单是工厂劳动者,此外机关的职员、文化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农业劳动者,也都用社会主义的竞赛的方法,促成物质的精神的生产的增加,谋一般生活标准的提高。”

同时,他也看到了政权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难。“……莫斯科的商店都非常拥挤……每家店铺门内都挤满了人。有几家门外排成了很长的‘尾巴’。据说,近来已好多了,在数年前商店买客还要拥挤的多,这是因为商店数目少,而凭券购买每次有限量、不能多买的缘故。”在面对困境时,市民们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借R女同志之口表现出来“……一个小孩产生,都要经过分娩的痛苦,产生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新社会、新秩序,怎么能不感到困难呢?但是我们苏联人民却甘心忍受着这些困难。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精神的快乐,足以低偿物质的困难而有余。”

作者对这一切都做了客观的描述。“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还未免过早,但却向着这方向走去,其中最显著的事实,即……从前工厂只是劳动的场所,而现在逐渐成为饮食、休息、娱乐、教育、养育儿女乃至一切人类活动的场所。”

专业作家中比较著名的还有“希望借文字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之目的”的杜重远。

杜重远(1897∽1943年)辽宁开原人。1916∽1923年被选送日本留学。1931年成为《生活》周刊特约通讯员。在《生活》周刊被查封后创办《新生》周刊,担任编辑及发行负责人。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从1931年冬到1933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作为《生活》周刊特约通讯员的杜重远先后到长江流域一带和华南、华北等省市为抗日救国运动奔走,写了大量的通讯。如《新机》、《锦绣河山》、《长江之游》等。此时东北的马占山及其部下正与日寇孤军作战,杜重远长江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声援马占山将军。文人辅助武将,这确实是中国抗日新闻文学中的一曲悲凉的战歌。

这一时期中共苏区的很多报纸,尤其是党报,如《红旗》、《红色中华》等,都辟专栏、专版刊登战地通讯报告。这些作品来自前线,第一时间、第一手资料用新闻纪实的手法和文学的笔调写出,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

像《鄂豫边境的红军》(1930年2月5日、3月19日《红旗》)、《另一个世界的闽西》(1930年8月28日《红旗日报》)。又如《从火线上来》(1933年3月18日《红色中华》)记录了第4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山地伏击和歼灭敌52、59师,活捉两师长的战斗。

在这一时期,有的报纸上还出现了以血与火写就的战地通讯以及连载。这些战地通讯多数篇幅短小、结构简单,虽内容多样,但对事件的记录比较多,突出其真实性的同时对人物的刻画较为单薄。

但也有较好的作品,注意新闻性的同时突出文学性描写。如毛泽东的《吉安的占领》,以“子任”的笔名,发表在1933年8月13日的《红星》报上。他生动的现场描述,使读者读来仿佛亲历1930年10月4日的战斗:

 

这一天月亮儿还没有落尽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经开进了。真珠山方面,打响了,这是城的西北角上。接着城的北部骡子山打响了,我们的四军就开展在这两个方面。城冈山方面也接触了,这是城的南部与西南部,部队是我们的,第三军。我们包围了吉安。晚上看不见的红旗一到东方的红日涌出来的时候,一齐都看见了。剧烈的步枪声,机关枪声,迫击炮声,比过年打鞭炮还要热闹。很多的红旗,发现在第二线,这就是无数万的赤卫军与少先队,人都伏在地上,因为敌人炮子的射击超过了我们赤少队的头上。

 

当时,这些文字都刊登在报纸上,被称为“通讯”,其实,从新闻文学意义上看,它们都可以归在报告文学类。站在新闻文学的角度评判,“报告文学”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只要是具有新闻真实性的,以文学笔法写出的“报告”,似乎都可以纳入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范畴。

至此,报告文学作为新闻文学史上重要的发展形式之一,终于基本确立。

 

第二节   职业记者与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

 

30年代后期,在报告文学作品创作丰收的基础上,人们关于报告文学的理论阐述逐渐达成共识,这主要表现在对报告文学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认识上。

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作品有茅盾的《关于“报告文学”》和周钢鸣的《报告文学者的任务》。

1937年2月20日茅盾在《中流》第一卷第十一期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报告文学”》,其中论述其性质时指出:“‘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件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

1938年6月周钢鸣在《文艺》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报告文学者的任务》指出:报告文学作者的任务是“依据事实来报道,是介于作家和新闻记者之间的工作,同时在他的本身上,应当具有这两种人的特质:——作家的艺术素养和表现手法,与新闻记者的敏感、渊博,迅速的报道机能。他应当综合两方面显著的优点,来发挥他底报告文学的战斗任务。”报告文学作者“是要依诉于事实渲染和分析”,也“要具有充分的艺术表现能力,才能把自己的报告写得活泼,传出事实的真相来”。

可以看到,这些关于报告文学的言论,已经比30年代初年深刻得多了。

在日渐完善的理论的指导下,报告文学在创作上逐步走向成熟,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收获颇丰,短篇报告文学日趋完善,作品的新闻性和文学性日益和谐统一。

这一时期涌现了相当数量的职业记者和作家,他们辗转全国各地,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作品。由于专业的身份,他们的作品既具有规范的新闻特色又注重文学笔调。

邹韬奋(1895∽1944年)福建永安人,原名邹恩润,原籍江西余江。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1926年10月接手《生活》周刊,担任主编,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到1935年流亡国外。写有大量旅行见闻、通讯、报告。1935年创办《大众生活》。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3年7月邹韬奋流亡欧洲,1935年8月回国,他将这段时期内的经历和见闻写成《萍踪寄语》初集、二集、三集和《萍踪忆语》共195篇文章。《萍踪寄语》初集、二集主要为访问西欧各国见闻,三集为访问苏联见闻。《萍踪忆语》为访问美国见闻。

这些作品,将时事传播和风光描写的结合在一起,把所见、所闻、所想融为一炉。有爱国主义激情、有对西方民主的清醒认识、还有对社会主义的衷心向往。综合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写作手法,带着浓厚的幽默感,处处让客观事实讲话,并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分析和评论,令人倍感信服。

在《华美窗帷的后面》一文中,作者从人们不注意的生活细节出发,巧妙地揭露了令人吃惊的社会问题,反映出经济恐慌造成社会的萧条和人们生活的艰辛。

 

伦敦一般居民的住宅,除贫民窟的区域外,都设备得很清洁讲究,在马路上就望得见华美的窗帷。但在这华美的窗帷的后面究竟怎样,却也不能一概而论。象记者现在所住的这个屋子,从外面看起来,也是沿着一条很清洁平坦的马路和行人道,三层洋房的玲珑雅致,也不殊于这里其它一般的住宅,华美的窗帷也俨然在望,但是这里面的主人却是一个天天在孤独劳苦中挣扎地生活着的六十六岁的老太婆!

 

这个老人的丈夫一直在精神病医院,儿子丧生于世界大战,女儿也已嫁人,剩下她一个人孤苦无依,靠当二房东来勉强维持生活。还要为繁重的租税而忧愁。“每和记者提起她的儿子,就老泪纵横,她只知道盲目的哀怨,她的儿子给什么牺牲掉,她当然不知道。处于她这样前后恍然两世的环境中,在意志薄弱的人恐怕有些支持不住,而她却仍能那样勤苦的活下去。”

从老太太的景况作者不禁联想到了几天前遇到的一个美丽年轻的女郎,

 

“从表面看起去,似乎无从疑心她不是‘良家妇女’”,但她确实是“因受经济压迫而不得不以‘皮肉’做‘生产工具’”。象她这样因经济不景气而失业,最后走投无路只好出卖身体的女子在当时的英国比比皆是。“有不少女子终夜在街上立着候人,直到天亮无所获而垂头丧气,甚至涕泪交流的,所在多有。”

 

华美的窗帷、破败的地毯、三只腿的沙发、永远指着九点半的钟表、孤苦的老人、沦落的失业女性,这些真实图景的展示,让读者看到了“大英帝国”“外强中干”的实质。

收集在《萍踪寄语》初集中的《英伦的休战纪念日》也是一篇生动感人的优秀之作。作者详细而动情地在十一月十一日这天英国人民纪念一战的情景:人们在大街上卖为残废士兵捐款的红花,什么人的身上都插着这样的一朵红花,老女老少、车夫、清道夫,甚至那些穿着破烂的乞丐,还有汽车、货车上也有红花。这一天,英国全国出售的红花达四千万朵。

 

恰到了十一点钟,只听见一个炮声,各车立刻停止,喧嚷嘈杂的街市,顷刻间成为万籁俱寂毫无声息的境域。车里那个穿着制服的售票员,立刻脱帽立正致敬,全车的人都立起来,男的都脱着帽,呆若木鸡似的;有两三岁的孩子轻声说些什么,也被他的母亲禁住,他只得睁大着眼睛发怔。两分钟到了,炮声一响,街路上又象车水马龙似的动起来。……

 

战争给人们的心灵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人们对死难者的默哀也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和抗议。

作者对文字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使读者读后如沐春风。

范长江(1909∽ 1970年)生于四川内江。原名范希天。杰出的新闻工作者。1933年下半年开始投身新闻事业,后逐步成为《大公报》撰稿人。他的通讯报告总是抓住重大题材,揭示人民最关心的事件的真相,又能够真实描写各地区的风土人情,处处充满传奇色彩。

1935年5月范长江开始写新闻通讯,他的第一组长篇系列通讯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内容是他离开北平,经过天津、烟台、上海等地,溯长江而上到达四川时沿途的所见所闻。1936年8月范长江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到西北地区旅行采访直到延安。

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系列考察记闻,陆续发表在《大公报》上,后来汇集成为《中国的西北角》(有7篇描写红军长征的未收其中)和《塞上行》两书。前者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地区的黑暗统治、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并且首次向国内外读者透露了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消息,真实生动地描写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

后者出版于1937年6月,其中的《西北近影》和《陕北之行》在当时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迅速及时地报道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所以有人称他的作品“虽是新闻报告性质,实际就是中华民国的几页活动历史。”

如在《陕北之行》的《万里关山》一节,他介绍了有关红军长征的情况,虽然长征发生在两年前,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完全陌生又急于了解的事实,范长江的报道仍有着极大的新闻价值。且看下一段:

 

五次围剿“广昌大会战”之后,陈诚取得重大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中央苏区,朱德、周恩来和博古三人退到战场南面一间小村中,商议今后的办法。红军主力牺牲很大,主要战场破坏了,再度决战的前途是相当可怕了。后来毛泽东赶到,细加商量,乃决定“突围而出”!

这一段是关于长征决策过程的陈述,也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再来看一段战斗的精彩描写:

 

……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河对面是杨森一营的军队布开着,后面呢?遍地的黑夷,退也成问题了。谁知安顺场团总还有一只船,靠在南岸,他准备红军来了以后再跑的。然而笨拙的团总行动太迟了,红军先占了他的渡船。然而,河水太大,无人敢于划船。乃重价征船夫,每人划对河一次,代价一百元。重赏之下出勇夫,居然有人出来应命。但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数十人,出不意袭败杨森之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之泸定大桥,大队亦从南岸星夜向泸定桥前进,前锋至时,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先锋乃攀铁索而进,以攻拆桥之守兵。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所慑,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所关也。

 

这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一场战斗场面的描写,激烈紧张,处处危机潜伏,步步艰难险阻,给后人留下了红军长征光彩夺人的一页。

范长江的文章行云流水,叙述、议论、描写、抒情穿插期间,新闻性与文学性熔为一炉。他的文字往往落笔于古,归意于今,用大量历史喻指时事,议论与纪实相结合,既有事实又有思想,很有感染力说服力。

范长江还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在《陕北之行》中对周恩来,毛泽东等共产党领袖的描写,富有神采,一群谦和持重的军事战略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

毛泽东先生,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象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创作队伍的扩大使此时的报告文学空前繁荣。特别是1936年以后,成熟的新闻文学作品逐渐增多,其中最突出的是夏衍写的《包身工》和宋之的写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这两篇报告文学的发表,克服了此前报告文学重报告轻文学的缺点,达到了新闻性、纪实性与形象性、情感性的融合与统一。比之前一段时期的各种报告文学作品更具艺术魅力,标志着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成熟,成为30年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作。

夏衍(1900∽1995年)1900年10月生于浙江。原名沈乃熙,字端先。著名剧作家、翻译家,写有大量剧本、报告文学、文艺专著等。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选取题材,具有强烈的时代感。1920年保送日本留学,1927年因参加进步文艺运动被驱逐回国,1933年编写电影文学剧本《狂流》第一次在电影里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夏衍的《包身工》发表于《光明》半月刊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出版)。是当时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报告文学珍品。

《包身工》描写了上海日本纱厂的包身工——这一台台“没有固定车脚的活动机器”在“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世界里过着非人的生活。此文是作者通过亲自到杨树浦工厂区实地观察两个多月,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和确凿数据而写成的。“……《包身工》所写到的,则完全是真实。那篇报告文学虽然1936年才发表,但对包身工这个罪恶制度的情况的了解,却在八九年前我在沪西做工会工作就已开始了。……这里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

 

上午四点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人们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的男子,象生气似地叫喊。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快的就象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已经很钝感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女人们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着楼上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篷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

……

四点半之后,没有影子和级条的晨光胆怯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拗执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

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捅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位,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的各人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头添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

 

这是作者反映的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清晨真实的一幕,也是所有包身工的缩影。触目惊心的现实使读者为之震惊!

全篇“以严密的逻辑结构相连,以雄辩的事实为骨干,并塑造了芦柴棒等包身工的艺术形象,使整篇既具有新闻真实的说服力,又具有文学艺术形象的吸引力,因而是一部比较成熟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报告文学杰作。”

《包身工》的成功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还在于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

首先,作为“报告文学”,他坚持“力求真实不虚构,不夸张”的原则,尽量采用调查得来的详细材料说话。

其次作为“文学的报告”,作品在“力求真实”的前提下,又注重形象描写。

作品选取了不少典型性场景和典型细节,并在展开群相的同时集中笔墨描写一两个具体人物。如对包身工“芦柴棒”的刻画。“芦柴棒”“十五六岁,除去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象芦柴棒”连抄身婆都不愿意去接触她的身体,因为“摸着她的骨头怕会做梦”。带工老板“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还会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工作,为老板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芦柴棒”只是千千万万个受着压迫和摧残的包身工当中的一个,这些“芦柴棒”们天天生活在没有希望地狱般的世界里,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作者通过“芦柴棒”这一真实典型形象的描绘,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罪恶。

在表现方法上,作品把艺术描绘生活与新闻报道、社会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作品既有小说的细致刻画,又有恰如其分的理论分析。难怪有人称赞它“把报告与研究、政论色彩与文学因素、事实记录与艺术表现完满地统一起来的典范。”

宋之的(1914∽1956年)生于河北省丰南县。著名剧作家、散文家。一生创作剧本40多个,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总计250余万字。他的文字善于密切联系现实斗争,抓住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予以反映。风格轻快明朗,爱憎分明。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1936年9月。作者以辛辣的讽刺笔调,通过颁发“好人证“这个生活侧面,揭露了山西的国民党当局在红军东征时草木皆兵、实施恐怖统治、加紧镇压人民的情景。如其中几段:

 

这几天,检查行人似乎特别严了。那检查方法不免使我们时刻耽着心。帽子里夹着纸,或是口袋里放一个铜元的,全是匪的标记。这结果,是使人无论什么也要留点神。

……

好几天没开展览会了

我的厨子突然跑来告诉我,——他知道很多事,很多很多的事。——今天又要杀人了。一共九个,其中四个是女学生。

不一会,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那时间,正是下午一点钟,我想他大概是凭了他那一等好人的资格,到街道上去探望去了吧!

……

汾阳来客谈,汾阳西郊x x村,有娶亲者,当花轿进门时,迎亲亲友,均拥集呼唱,并大放爆竹;恰有一飞往前方之飞机由此经过,居高临下;窥望不真,以为有匪来扰,乃掷炸弹数枚,结果伤亡数十口,状甚凄凉云。

 

再如:

 

同事间已有人佩着“好人证”来上课了。

他们,多半用别针把那证别在前胸上,很象一块招牌。因之,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开着玩笑:

    “禁止招贴!”老吴指着老孙的前胸说:

    “零整批发!”老孙回答一句。

    “大减价三十天!”

    “此处禁止小便!”

大家全哄笑起来。

 

严锡山恐怖统治下人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生活着,山西境内一片肃杀之气,作者以极大的愤懑进行了抨击和嘲弄。

描写技巧上,以第一人称“我”的见闻为线索,结合厨子的行踪,将城内各个角落作为巡视点,再进行一番“新闻剪辑”,将城外所发生的各种事变和惨剧曲折反映出来,使太原城内城外的情景沟通一起。在这一新颖别致的格式中表现出作品独特的结构形态和巧妙的剪裁,使这篇报告文学在艺术上别开生面。

作者运用象征、对照和抒情的文学手法将渴望自由和平的百姓的心声,对国民党统治的愤怒表达得动人心魄。看看文章的开头,这种谴责沉闷的基调已经定下了:

 

春被关在城外了。

    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微,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在这种感觉里,你可以想到,河许已解冻了,草巳经发芽了,桃花也在吐蕊了吧!

   但我却出不了城。

    一整天,我所看见的,是灰色的墙,灰色的土,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守望的兵。

    我气闷而且叹息。连行动也被强度的限制着了。出城,要通行证,到街上去,要好人证。并且七点钟已经开始戒严了。为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对你取攻击式,端起枪来,并且对准你的脑袋,我只好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而我的屋子,又恰巧临着街。一整夜,我全听见扳枪机和喊“口令”的声音,这在深夜里,特别加重了恐怖的氛围。

……

这两篇体现了此时期新闻文学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在忠于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在运用文学描写和结构的手法上,使作品获得了深刻的寓意,具有了很强的思想性和形象性,充分体现出新闻文学的优势和特长。

 

第三节   外国作家对中国状况的文学报告

 

20世纪30年代开始,外国报告文学作品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外国的记者、报告文学作家也纷纷来到中国进行现场采访和报道,他们所运用的新的观察视角和新颖的写作手法,给刚刚兴起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以丰富的借鉴和榜样,影响了我国报告文学的发展。

其中最著名的有捷克作家基希和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三S”:艾格妮丝·史特沫莱(女);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特朗(女)。

他们的报告文学作品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采写既遵循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又以多种文学手法赋予报道以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外国友人在中国新闻文学史上的一笔重要而特殊的财富。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和阻挠,用友好而又客观的态度考察中国,了解中国人民,并将其诉诸文字,报道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革命变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实况,使世界人民及时了解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正义斗争。

基希(1885∽ 1948年)1885年4月生于布拉格。1905年起从事新闻工作。他是捷克的报告文学大师,文风轻松,谈笑间夹带着严肃和强烈的正义感。

基希对我国老一代报告文学家周立波、何其芳、黄钢等都有较大的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后者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创作。

周立波在1936年翻译了基希的《秘密的中国》,把这种具有“真确的事实,锐利的眼光,抒情诗的幻想”的有强烈新闻性和战斗性的新型文体介绍给中国读者。此后,周立波也开始了报告文学也就是新闻文学的创作。他后来写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等作品,很明显地带有基希创作风格的印迹。

基希于1932年秘密访问中国5个月,会见了鲁迅等进步作家后写成《秘密的中国》一书,该书包括23篇独立的报告文学作品,1933年初在德国出版,后由周立波翻译成中文。

该书以上海、北京、南京为背景,毫不留情地鞭笞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压榨中国人民的侵略暴行。对国民党政府对外勾结妥协、对内镇压迫害的丑态给予了冷嘲热讽。对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和苏区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赞扬。他向全世界介绍了正处于中日交战中的中国及其文化与历史背景,使世界人民能够全面地观察和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吴蒙曾说:“……你会看到许多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的事。对啦,你所不知道的,可确实是真的事。……他这本书并没有描写整个的中国。每一章都自成一个片段,整个的书是二十三个片段,二十三个不同的,没有联系的特写。‘是杂拌儿吗?’你也许要疑问。是的,杂拌儿。可是这杂拌儿所给你的不仅是各种异味的一些杂碎,它还给你尝着一个整个儿的什么东西——整个的现实的中国。……这不是普通的杂拌儿。这是艺术,文学。”

《秘密的中国》在当时流传甚广,据说延安的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在上前线时,都带着手抄本的《秘密的中国》,其中的《黄包车!黄包车!》,《纱厂童工》都是广为传诵的篇目。

下面就来看看选自《秘密的中国》的一篇《黄包车!黄包车!》。他写中国人生活中最常见的黄包车,活灵活现。不仅如此,作者还有自己的思考和对现象的分析:

 

白天和晚上,这里和那里,慢步和急跑,这边和那边,在酷热之下,在雨中,他们从公共租界到法租界,从虹口到南市来回的奔跑,奔跑到坐客所要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他们永远要蹲着等顾客——在晚上,也是这样,在战时也是这样。顾不得戒严令,顾不得和这相反的规则,要不然,他们就连他们所过的生活一样的生活,也不能得到了。

你从随便什么房子里走出来——在同一瞬间,他们从各方面簇拥着你,你立刻陷入了一种车辆的栅寨和一片诱惑和哀恳的叫嚷的包围里。

黄包车!

黄包车!黄包车!

黄包车!你,黄包车!

黄包车!黄包车!

黄包车!

你刚刚来到中国——特别是在北平和青岛——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你总是竭力避免上街去突然看到这许多人对你自己怀着希望,被这些和你一样的人类包围了,向你献出他们的劳力,大家恳求你,招呼你,又互相的排挤,这会使你困惑的。就是车夫得到的车资要比工资少。也正是他由你挑选的机会。……但那有碍什么用,他得争取这一个小小的机会。

 

通过对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人力黄包车”的描述,从一个侧面将古老中国的颓败和人民生活的艰辛深刻又写实地反映出来。

基希的另一篇《吴淞废墟》反映中日吴淞之战,其中有不少精彩独到的描述,一直为中国读者所称赞。

 

有着红色太阳和红色太阳光线的日本国旗,在吴淞的尸体之上飘动着。中国人在退走以前,他们将炸药放在军火的储藏室,塞进大炮的装置中,把机钮一按,一个地震埋掉了炮台。现在,许多弯曲的,残缺不全的大炮钢管遗留在那里。

日本旗帜上的太阳像是一个园的创伤,从那上面,鲜血向四周流出。

 

看似冷静的叙述却包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进行了控诉和谴责。基希运用多种文学手法来将一个新闻事件表现得如此生动又深刻,真切又震撼人心。他笔下的新闻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般新闻事件的真实记录,而是具有了深层的思考意义,这对中国后来从事新闻文学事业的人们起到了巨大的启发作用。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0——1950)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28年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深表同情、支持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进步作家同国民党的斗争。她曾将鲁迅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送往国外,使50多位美国一流作家愤而向国民党联名发表抗议书。

1934年在第二次前往中国西北采访时,史沫特莱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全书22章18万字,记述1927年至1932年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直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程。共产党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非常逼真地出现在书中。

请看该书中关于朱德讲话时的侧面烘托,就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

 

红军首长朱德接着讲话。他是一个魁伟结实、严肃稳重的人,面容消瘦,留着黑胡子。同战士们一样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军装,经历了千百次雨雪风霜的折磨,看上去四十岁出头一点。……朱德望着台下一张张焦急等待如大海波涛汹涌动人的面孔。他饱经风霜,满怀自信,但他可不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他不用华丽的辞藻,而是以一个深思熟虑、脚踏实地的人出现在人们面前讲话。……他的讲话不断被场上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朱德的讲演结束的时候,听得入神的群众鼓掌,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阳城头上守望的赤卫队、城内外巡逻的游击队都听到了空前的雷鸣掌声。

 

史沫特莱的许多报道都取材于当时参与者提供的素材,对当时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把握,因此,她笔下的场景都真实可信。她写的《夺取长沙》,使读者如闻到攻城掠地的火药味道:

 

…… 长沙在沸腾,三五成群挑着担子、背着包捲的人们涌进长沙城里,他们说是老百姓、兵慌马乱进城投亲靠友逃难的。但是一进城里他们就直奔地下联络站,放下包袱,把里面的武器收拾藏好。然后四处活动,同市民和士兵讲话没完没了,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各色市民群众,街谈巷议,人心在动。

一九三0年七月二十八日这一天,中国红军和六万赤卫队、农民游击队,包围了长沙。八十年前太平天国军队的战士们攻打过铁门森严、城高壕深的长沙,没有打破它。但是身蒙棉被、手拿大刀的红军战士们斩断铁丝网,杀开无数条血路猛扑长沙城。

夜色降临,城内一片混乱,统治当局惊恐万状。据说省政府警卫森严,大楼前面,何键军队一旅亲兵架起机关枪向大楼开火,大楼着火,烟雾冲天。其他角落忽然出现了赤膊上阵的人群,据说是逃难老百姓的农民老乡们,工人小队和农民一起猛攻省市机关接管衙门。国民党官员把军队集合起来,士兵们大喊大叫道:“要打你们自己去打吧!”一哄而散。国民党官僚政客和许多商人认为,骚乱一阵,风刮过即息,等增援部队来到就会打跑红军。他们脱下袍褂,穿上穷人衣服坐观变化。但是其他数以千计的地主、商人、官吏、军官乔装打扮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席卷所有财物逃跑了。

风云突变,人心惶惶,长沙商会的头面人物,这时正围挤在何键周围督促他履行诺言去打仗,他要他们支付六个月十万块钱的欠饷。人们一走何键就脱下军装扮作穷人带着十万块钱逃走了。

何健军中一个团打开城门欢迎红军进城。彭德怀统帅的一万正规红军枪上剌刀,步伐整齐,浩浩荡荡快速走过长沙大街小巷。红旗漫卷象一片红色海洋,高建筑墙壁和城墙等处神话般地贴满了红军的标语口号。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史沫特莱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着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华东,在那时和以后,她写作的有关中国的著作是《中国的战歌》、《中国的反击》和《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的战歌》一书1943年在美国出版,以后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欢迎。全书10篇共31万字,详细介绍了1928∽1941年史特沫莱在中国的见闻。真实地记载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抗日战场的情景,生动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实况。

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于1928年旅行到中国,原计划采访6个星期,结果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3年。1972年他病逝于瑞士。他勇于深入社会,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的文笔,一生写了大量报道中国的优秀作品。

1936年6月,由英、美几家报刊出版社资助,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怀揣宋庆龄的介绍信,在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医生的陪同下,秘密进入陕北苏区保安采访。此前的苏区从未接受过外国人的访问,斯诺是第一个到访的外国记者。

4个月后的10月下旬,斯诺悄悄返回北平。随即,斯诺在夫人海伦·福斯特的帮助下,抓紧写作。1936年11月14日起,他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上公开发表《毛泽东访问记》等有关陕北的通讯报道与照片,中外新闻界为之轰动。

与此同时,斯诺还将发往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纽约《太阳报》和上海英文《大美晚报》等报刊的电讯报道原文提供给中国大学生王福时。1937年3月,由王福时主持并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斯诺与海伦夫妇合作支持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里斯诺的名字被译为施乐。这个译名显然比斯诺更中国化,更有人情味。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就是斯诺回来后写的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道集,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集。以后,此书以近20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畅销书。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10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难以计数的该书重印本和翻印本。国民党政府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先后查禁的这类著作达十几种。

《西行漫记》全书12篇,30万字,采用记实叙事笔法讲述一个外国人在完全陌生状况下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再用这些事实与国民党对红军的宣传进行比照,让人们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叙述中穿插着大量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背景资料。书中有黄土高原的自然人文景观,也有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叙述,更多的是对苏区各种各样人的描写,从红小鬼、农民到文化人、高级将领等,记述了与这些人接触的全过程,每个人都是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被国外人士誉为“经典性报告文学的样板”。

且让我们看看埃德加·斯诺是怎样告诉世界人民,中国苏区领袖毛泽东那深沉、坚毅的伟大形象的: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埃德加·斯诺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深厚感情,是他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获得成功的基础,请看他为《西行漫记》1938年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一种真诚的热爱和情感洋溢其中,读来感人至深:

……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做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安娜·路易·斯特朗(1885∽1970)美国著名女作家、进步记者。从事新闻工作60年,一生著作30多部,新闻报道无以计数。1925年首次来华,后又多次来到中国,写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和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时说的。1958年定居北京直至去世。

在中国发生重大社会政治变动的1927年、1937年、1940年,三次来华采访,这期间她著有《人类的五分之一》。该书1938年出版,全书36万字,共6个部分,主要记述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八路军英勇抗战事迹。书的前两部分属于背景介绍,记载了1927——1937年中国的基本情况。如,在国民党统治下无家可归的人数的增长、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以及红军长征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芦沟桥事变”的过程、日本全面侵华活动、上海、南京沦陷等。第3、4、5部分是作者前往抗战前线山西八路军驻地采访的报道。第六部分就妇女问题进行了综合报道。妇女开始走出家庭是她所注意到的中国最显著变化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宝璜. 报告文学纵横.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74

2.赵遐秋. 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王文英. 上海现代文学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6.唐弢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王嘉良,金汉主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本章参考资料选:

一、新闻文学作品:

 

一个伟大的印象 (节选)

柔石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INY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幽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我们,四十八人,密密地静肃地站着,我们底姿势是同样地镇定而庄严,直垂着两手,微伛着头;我们底感情是同样地遥阔,愉快而兴奋,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园。

 我们,四十八人,同聚在一间客厅似的房内,围绕着排列成一个颇大的“工”字形的桌边,桌上是铺着红布,布上是放着新鲜的艳丽的红花。我们的会议就在这样的一间浓厚的重迭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

“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起来了!”我们底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会词。

……

在会议室的一角,放着一张黄色的书桌,里面的抽斗内,贮满了各种左倾的杂志并共产主义的书报。有一位同志管理着借阅与收还的事,可是一到早晨(晚上是收回的)所有的书籍总从这个忙碌者底手里转递给人们,他们,除出三五个完全不识字的农民代表外,就都在个个人底手里捧着一本书,或一份报了。他们专心地似又艰难地阅读着,有时,互相地疑问着,简直似考试前的小学校里的小学生那样。

……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猛烈地扩大红军!”

“组织地方暴动!”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威武的,扬跃的,有力的口号,在会议底胜利的闭幕式里,由一人的呼喊,各人的举手而终结了。我们慢慢地摇动着,心是紧张的,情感是兴奋的,态度是坚毅而微笑的,在我们底每一个人底背后,恍惚地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底影子,他们都在高声地庆祝着,呼唤着,手舞足蹈地欢乐着。我们的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底影子,他们在云霞之中欢乐着,飘动地同着我们走,拥护着我们的十大政纲。我们这次会议的五大决议案与二十二件小决议案,努力地实行着这些决议案的使命,努力地促进革命的迅速的成功、我们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革命的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的各处深入,向全国底工农深入;我们底铁的拳头,都执着猛烈的火把。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的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火,以血,以死等待着。我们分散了,在我们底耳边,仿佛彻响着胜利的喇叭声,凯旋的铜鼓动冬冬声。仿佛,在大风中招展的红旗,是竖在我们底喜马拉雅山的顶上。

                     一九三O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现代散文选(1918—1949)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28∽536)

 

一月二十八夜(节选)

翁照垣   罗吟圃

因为知道日本军事当局积极图谋进犯,所以我们亦在各个扼要的路口,布置防御工事,直至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两方对峙的形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了!这似乎给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的庄严以一种侮辱,中国的军队,竟敢做抵抗行动的准备!在上午九点钟时,横浜路左近的日本小学校,调来了二百几个海军陆战队,和我们对峙着,江湾路的日军司令部附近,亦有日兵四五十名,机关枪三挺,向我江湾方面警戒。同时我们亦如紧注意事态的变化,因为在这一两日间,日本当局尝一再声明将采取所谓“必要的手段”以实现他们的五项要求。

……

日本图占闸北的野心,果然已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晚上十一点时,我接到戴司令的电话,说是根据日军占据闸北的企图,将于晚上向我军施行攻击,嘱我转饬部属,严密戒备。我这是随尚未见到日军司令“派兵护侨”的文告,便早已判断日军今晚必有所动作了。我接戴司令的电话后,便由参谋主任下通知如下:

一,根据今晚敌有占领我闸北之企图。

二,本旅决在原地固守,如敌来犯,即以全力扑灭之。

三,第六团应即进入阵地,严密戒备。其他各团,应在原地准备。

十一点二十分时,张团长用电话报告已遵令依原来配备,饬各营进入阵地;另饬第三营营长吴履逊,派兵一连,防守宝山路,协同驻北站的宪兵第一团之一连,及铁道炮队,固守北站,为我军左翼的据点。并说日军已经在北四川路天通庵车站一带集合。我当时告诉他说:

“好好的准备,机会快来了!”

“哈哈,机会快来了!”

我知这时他是满心高兴的,只恐日军不肯先启战端。

十一点三十分时,忽然,在静默而又紧张的空气间,听到一阵极清亮的步枪声,接着便听到密如联珠的机关枪声……立刻又接到张团长的电话。

“日军已开始向我们攻击了!他们由虬江路,广东路,宝山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处,用铁甲车掩护,向我们这边冲过来!……”

“打罢!不许退走,守住原有的阵线……”

这便是战斗的开始!

……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报告文学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264∽267)

 

流民图之二    大明湖畔啼哭声

          萧乾

济南城里到处淙淙地流着小溪,也流着成群低声叹息的难民。大明湖又荡漾起秀逸的秋色了,尖长的蒲叶迎风摇摆。翠盈盈的干佛山依然矗立在那里,只是湖畔失却了它往日的宁静。张公祠、铁公祠、汇泉寺,一切为文人雅士吟诗赏景的名胜,都密密匝匝地挤满了人。这样狼狈褴楼的人当然不是游客。他们不希罕观看湖色和远山的倩影。他们直瞪着饥饿的双眸,张着乞援的胳膊,争吞着才领到的黑馍馍,嚷着要御寒的衣裳。和其他同胞一样,他们也曾有过房住,有过田耕,有过家来温暖他们劳作的身心。但横暴的黄河红眼了。它夺取了他们所有的一切,还逼他们爬上门框、炕沿、屋顶、墙头甚至树梢,威胁着要他们的命。他们不服:连着几个昼夜,老少合力担土负石,拼命想堵上决口,为生存而抵抗自然。但是没有政府支援,民力毕竟有限。孤单散漫的人力就越发微弱了。终于,他们张着两只泥污的手。溃退了下来,落魄到这座大城里。

拐过一个土墙角,我听见了一片噪杂的啼哭声。引路的友人说:“这里便是收容所!”

时候是大早,深秋正用彻骨的冰冷提醒着人们隆冬之将至。收容所门前挤满了才逃上来的难民。他们几乎颤抖成一团,胸上写着号码的白布条迎风飘动着,也随着那些瘦弱身躯颤抖。孩子们无力地跺着小脚丫,“冷呀,冷呀”地嚎啕着。那声音是有传染性的。一个孩子可以哭醒许多缩在避风角落里的孩子们。哭,发泄了他们内在的要求,却更增加了冷意。

一个中年妇人手拉着个赤裸的幼孩,走在人丛的前列,向我大声絮絮叨叨地数落着:“先生,你给俺们想个办法吧。水是半夜来的。俺孩儿光身逃出。俺想秋后水必然退了,可是已经九月了,家还泡在水里。俺这孩儿——”说着,她抱起孩子,竟挡着我的去路:“俺就剩这么一个了!他爹前年给土匪毙了——”

我迈过收容所的门槛,即刻一股难堪的气味扑鼻而来。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和两厢都躺满了裹着破烂的人。我耳边充满了哭喊声。迎门,一个年纪近八十的老太婆正和一个小女孩争着一片破军毡。老太婆由脚步声觉得有人走近,就用她朦胧红肿的双眼寻找。她颤颤地嗫嚅着“你小丫头子,俺这把年纪,夜夜冻得睡不着。你抢啥!”

我踩着残破的席角向里走,多少期盼的眼睛由各角落扑来。作母亲的忙堵上孩子啼哭的嘴,因肚囊空虚而昏睡着的老媪也微微抬起了头。我真感到惭愧,因为我听到一个低微的私语;  “乖,放赈先生来了,俺们明儿就有被盖了!”

天真无邪的孩子!适才还哭闹着呢,听了她妈这无稽的安慰,就又玩起自己耳环来了。她会哭,可不懂得愁。愁的却是不肯大声哭出来的母亲。我听到她们的交语了,她们是在互相劝慰着。她们用来劝慰的最好材料,便是自身遭遇的凄惨。

“唉,俺他爹有水臌症.俺弄不动他。爷一共留下了二三亩地,这回给老天淹个净。水来了、俺说不逃,死就死在—块,他爹非叫俺上船。俺这时也不知道他死活呢———”妇人眼圈已经发红。她象后悔逃到这大城里来。这里人多,但寄居在陌生人丛中,她越发怀念那朝夕聚在茅舍下,有时打她,有时疼她的丈夫了。

“大娘,可哭不得!孩子哭得够惨的,俺们可别凑。愁有啥用啊,大娘,俺还不也是一样!俺他爹上关东卖烟叶子去了,水来时亏了俺舅舅照应。都是命——命啊!”劝慰着别人的,这时却也垂下头叹息起来。

靠着圆胖的柱,蹲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虽然涂满泥迹,她有一张清秀的脸。身上穿着一件过于肥大衣裳。这必是—件由世界某角落施舍来的,一件成人的短衫作为她的长褂;虽还太长了些,但原来的施与者却绝想不出—件旧衣可以使这女孩引起多少人嫉护,使这小小生命显得如何活泼。

我俯身看她:那两只瘦削的手正盘旋在一头蓬乱的苍发丛中。躺着的是一个患病的老太婆。她仰起头,用没有牙齿的口告诉我:“痒得慌,俺这孙女孝顺,她给俺拿虱——”

靠着门框,一个中年妇人怀里抱着个孩子迎上我来。她硬由孩子嘴里拔出正在吮吸着的干瘪奶头,扳过孩子的脑瓜给我看。我不忍定睛看了,遍布那脑瓜的是黏糊糊的脓疮。:“俺这孩子是捡的!”妇人告诉我。大水来的时候,她男人把她们都弄到墙头上。她曾经失手把那孩子丢在水里。她哭着摸呀摸呀,水仍在涨。天落着滂沱的雨。孩子过后自己漂上来了。使劲把他小肚肚里的水挤出,孩子竟活了!可是头上长满了脓疮,脸庞黄瘦如饥猴。

门后面躲着一个少妇,她身上居然有一件齐整的长袄。我一边纳闷她为什么要躲起来,一边照例问道:“你哪里人?”她背过身去了。适才抱着长了脓疮的幼儿的妇人指着她,插嘴说:“大爷,这也是俺庄上的。她出阁才两天就闹起大水,她想她娘家的妈——”我端详一下这新娘子,她耳叶挂着的环圈在颤动着,这时候她已有些呜咽了。

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踱出收容所的门槛。也许母亲们又撒开了堵在孩子嘴上的手,一片“冷啊,冷啊”的啼哭声由我后面紧紧地追来。秋风吹得蒲叶呼呼地响,湖面似飘着一片愁苦的灰云。

(萧乾.萧乾散文特写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58∽361)

 

二、理论批评资料:

 

谈谈报告文学

                                                      周立波

报告文学,简称报告,在目前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现在的一切作家,都是在烽火旁写作,他们的读者也大都是在烽火之旁的。用怎样简单、明了,迅速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直接反映并批判现实,是作家们应当考虑而且也有人考虑了的事情。报告文学就是这种文学形式的一种。

在这新的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的中国,民族危机已经不再是局部的事态,而一切救亡运动也都带着全国规模的性质。在这种局面之下,抗敌的文学不能空白,用事实做指南的报告文学就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要是报告文学真正能够绘出我们一代人的真实生活的图画的时候,就是将来,也有价值。

我国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写作报告文学。去年一二·二六,到今年三八节的事件,我们都看到了许多报告。以后,如果再经作家们的努力,这种形式也许要更加流行,这无疑是值注意而且推许的事。

报告(Reportage)是近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形式。它的发迹,有人追溯到各代的散文的发生,德国诗人海涅的《旅行记》,美国杰克?伦敦描写阿拉斯加和荒原远海的文章,辛格莱反映“社会情况”的笔录,都可以说是一种报告。不过,直到德国基希诸人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

基希(E.E.kisch)的报告,常常以一个事件或是一群人物的整个,作为描写的对象。他把把事件的当前最重要的姿态,它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的特征,它的各种情景的对照,它所表露所含有的矛盾,以及它的发展前途和社会意义,都加以明快的记述;要是描写一个阶层,或是一群特定的人物的时候,他要把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的特征,他们的过去历史,他们的前途,以及他们现在的境况,内在的牵连和冲突,都批判的记述着。

基希在他的近作《秘密的中国》中,描写了一?二八战争,描绘了上海和北平各种各样的社会群。这书的写作,就是上述的方式的实践。

基希的报告全都根据了大量的社会事实和史实。他旅行到事件发生的地方,深入他所要描写的人群的生活中心;他用自己观察和分析得来的事实的细节,再采用许多可贵的文件或歌谣等织成一篇完美的报告。他的每一篇报告,就是在科学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种绵密的社会调查。

但是,他并不是冷漠的旁观者。根据确凿的事实,他表露出他的有着正确的世界观的批评意见。要是碰到颠倒,错误,不公,甚至残酷的事,他亳不掩饰地流露一种的激越的正义感,他原是最有名的一位激烈的报告文学家。

对于事件的前途,他常常登高了望,他全面研究并调查了现实,取得了现实中丰富的知识以后,于是站在现实的高处,架起他的望远镜。

他也有着抒情诗的幻想。他在一二八战争以后不久的“吴淞废墟”之上,看见那日本旗帜在风里飘动,他说:“旗上的太阳像一个圆圆的伤体,从它上面,鲜血的流,流向四周。”这不是战后吴淞最明白的容貌吗?这也是基希的诗的想像。

真确的事实,锐利的眼光,抒情诗的幻想,同是基希报告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看了他自己的话,我们更可以明白这三者在他的作品中地位和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事实对于报告文学者,只是尽着他的指南针的责任,所以他还必需有望远镜,和抒情诗的幻想。”

基希的作品,无疑是报告文学的一种好范例。

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的社会,他应当像社会的新闻记者样的收集材料。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报告文学家约翰-斯皮维克(John L.Spivak)的写作过程,我们认为可以参考。

斯皮维克最近在伦敦,说他要写一本关于大萧条以后的欧洲各阶层,特别是工人的生活情况的书。

“你怎样找材料?”有人问他。

“和他们谈话,——或者,不如说是让他们和我谈话。--------我老是出去和人民谈话,-----我每天总要询问三十个人或四十个人,而且不让他们知道是在被我访问!”

说到他的新作《美国碰壁了》(America faces the Rarricades)时,斯皮维克说:“……我写这本书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跑到美国的每一个州,探究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农业区,每一个中心城市和不计其数的小城市。”

我不要人担保,不要被人牵着鼻子——我们的最有好意的朋友常常引了我们到那不对的人的前面去,我也许搭车走到一个有五百居民的村庄。于是,和几十个人谈话以后,我自己研究出了这村庄里的一切:谁统治它?-------什么银行?和大城市保持怎样的金融和商业的关系?和金融中心的这个或那个分支的连系怎样?他们对于失业感觉得怎样?对战争怎样?对新规怎样?等等。从这些当中,涌现着一幅融合的图画。”

我国的报告文学,目前还在萌芽的时期,虽然我们也已经有了许多感情盈溢的报告。我觉得都还有缺点。有许多还只能说是一种速写,而这种速写,虽然有感情的奔放,却缺乏关于现实事情的细密的研究和分析,——常常忽视了事件的历史动态。作者对事情的全面没有赋予明确的形象,对它的特征也不能用艺术的手法浮雕出来。

有许多可以表现这时代特征的恐怖的事件,或爱国英雄的行动,如梅世钧事件,北平郭清事件,都被报告文学者泠落了。

我们要设法走到这历史动荡的最中心去,走到“贫穷和贫穷反抗”的正中去,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正确的世界观,以及抒情诗人的幻想,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

用这种结晶,来作为我们的国防文学的有力的形式之一吧。

(王荣纲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47∽50)

 

 

 



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8.15,转引自陈进波,马永强.报告文学探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74

文艺新闻.第18号.1931.7.13

①② 陈进波, 马永强.报告文学探论.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77,78

 

 读书生活.第2卷.第12期

阿英. 阿英文集.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81,84

①② 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41,154∽155

 

阿英.阿英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81, 85

④⑤ 茅盾.茅盾全集(第21卷 中国文论4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69,176

 

 

茅盾.茅盾全集(第21卷 中国文论4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74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 第3分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395

② 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54∽155

 

④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2辑.第4分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9,21

 

②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10

 

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0

杜重远.“九·一八”三周年.载 新生周刊.第1卷.第32期,转引自王洪祥主编.中国现代新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160

 

新闻研究资.总23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29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载 中流.第1卷.第11期,1937.2.20,转引自陈进波,马永强.报告文学探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89

周钢鸣 .报告文学者的任务.载 文艺.第1卷.第1期.1938.6,转引自陈进波,马永强.报告文学探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90

 

邹韬奋.韬奋文集(第2卷).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87∽88

②邹韬奋.韬奋文集(第2卷).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87∽88

 

邹韬奋.韬奋文集(第2卷).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 91∽92

范长江. 塞上行.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

范长江.塞上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89

范长江.塞上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90

范长江.塞上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85

范长江.塞上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97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上海教育学院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中册.福州: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569∽572

王文英.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8

李宝瑾 .报告文学纵横.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 82

② ③郭志刚,章无忌.中国现代优秀散文选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117∽123

 

 

吴蒙. 略谈《秘密的中国》——兼论立波的译文.载 中流.第1卷.第3期.1936.10.5

基希.秘密的中国.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1,40∽41

李宝璜.报告文学纵横.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198

史沫莱特.史沫莱特文集.第2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12

 

史沫莱特.史沫莱特文集.第2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130

许平常.西行漫记与斯诺.载.紫金网.2003.1.1,12:39:2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6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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