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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第一章 新闻事业与近代文学的交汇是新闻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  

2008-08-26 21:13:51|  分类: 新闻文学 盖浇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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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闻事业与近代文学的交汇是新闻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

 

19世纪中叶,曾经被自视为“天朝”的中华帝国,终于在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和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中,感到了传统思想的式微与综合国力的衰败:颓波难挽,大势已去。

随着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组成的侵略势力大踏步地进入这个“天朝”帝国,近代中国开始步入了一个被列强瓜分的漫长而灾难深重的“衰世”。

龚自珍在著名的散文《尊隐》中,对于这个处于“衰世”的神州,运用文学笔调作了十分形象的比喻,他写道:“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1夕阳西下,暮气沉沉,便是当时形势的确切写照。

而中国的新闻文学,就在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她的萌芽。

纵观晚清的文学作品,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与现实新闻和政治事件紧密相关,以至于可以说,没有一次社会大变动不曾被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来。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思潮和各种政治主张的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旦国家危亡,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自觉地把学问研究和文学创作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从而使爱国救亡的主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新闻宣传,几乎毫无例外地左右着文学作品的倾向——使之向着新闻文学的方向发展。关注现实、为政治宣传服务,关注刚刚发生的国际国内新闻事件,是当时大多数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突变的社会风云正不断地冲击着知识分子那平静的书屋,文学作品已经不可能再在男女恋情、吟风弄月中平安度日了。

 

第一节  晚清文学中已经开始躁动着新闻文学的萌芽

 

在中国近代,只要作家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只要他的作品中反映了当时的中西文化的矛盾与斗争,只要他为民族存亡而呐喊,为祖国前途而呼唤,他的作品也就或多或少的带有了新闻的因素。

在西方的新闻观念和西方的新闻纸还没有进入中国的之前,晚清文学作品就承担起了新闻的揭露黑暗和宣传教化的职能,开始了文学新闻性的自发的时代,这是文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顺应时代潮流而必然出现的现象。当这一现象与即将传入的近代新闻观念以及崛起的新闻报刊三者联成一条合力之后,中国的新闻文学就在各种写作体裁的群立之中站起来了!

近代文学的新闻性首先体现在近代诗歌作品中。近代诗人面对国家危亡,毅然走出书斋,凭借一支羊毫,奔走呼啸,锐意变革,抨击腐败,把现实中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其反映之迅速,报道之及时,令人惊叹,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简直就是现场的实录。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光辉篇章当成当时的“新闻”和“诗史”来阅读。

在鸦片战争中,许多诗人纷纷拿起笔来,大量地记录了侵略者的残暴、清政府的无能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强烈的新闻性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了神圣的诗史意义。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贝青乔的讽刺诗《咄咄吟》,张维屏的《三元里》和《三将军歌》,张际亮的《传闻》、《定海哀》、《奉化县》、《宁波哀》、《东阳县》,朱琦的《感事》、《老兵叹》、《定海纪哀》、《王刚节公家传书后》、《关将军挽歌》等。

贝青乔(1810~1863年)近代诗人。字子木,号无咎,又自署木居士。江苏吴县人。其诗结集为《半行庵诗存稿》。

1841年,英军进犯浙东一带,青年诗人贝青乔投笔从戎,在血腥的战场上,他目睹了英军的暴行、清兵的顽强抵抗和达官显贵的腐败,于是,把这些事实先后写成了120首七绝组诗《咄咄吟》,真实地记录下战场上血染的一切。

如:

头敌仓皇奋一呼,飞丸创重血模糊。怜伊到死雄心在,卧向鲸鲵歼尽无。

 

诗歌歌颂的是身受重伤的士兵谢宝树在临终前仍然鼓励同伴奋勇杀敌的感人事迹,这是作者亲眼目睹的的战场实录。

又如:

 

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

 

诗歌酣畅淋漓的刻画了官僚张应云的丑陋形象:这位瘾君子在英军逼近的情况下,还弃军务于不顾,麻木不仁地吸食鸦片,与前面歌颂的英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贝青乔的《咄咄吟》,可以说每一首诗就是一篇传神的新闻报道。

此外,张维屏的《三元里》和《三将军歌》也都具有十分强烈的新闻性。

1841年5月下旬,英军攻占广州城北各炮台,连续四出骚扰,激起民愤。北郊三元里附近百余乡的民众组成义军,实行武装自卫,共同抗敌。30日凌晨,600余名英军分两路进犯三元里。义军巧施妙计,将英军诱至便于伏击的牛栏冈附近。英军死伤惨重。31日,知府余保纯出面诱骗和威胁抗英群众,解散义军,英军才得以脱脱。三元里人民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抗侮的决心和力量。

张维屏(1780~1859年)近代诗人。字子树,一字南山,号松心子、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至江西南康知府,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归里。著有《松心诗集》、《文集》,辑有《国朝诗人徵略》等。鸦片战争期间,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24]写下了一系列歌颂反帝斗争的爱国诗篇。其中的《三元里》,纪述了广州三元里乡民围困英国侵略军的经过,讴歌了人民的英勇抗敌斗争。笔力雄健,激昂悲愤,是少见的新闻文学佳作。

 

三元里             

张维屏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需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烂,什队百队沿溪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岗阜愁颠挤。

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摏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

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

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除此之外,亲临抗英前线的魏源也写有颇具新闻性的《寰海十章》,值得一提。

魏源(1794~1857年)近代经史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原名远达,后更今名。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湖南邵阳(今隆回县)人。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其著作主要有《古微堂内外集》、《海国图志》、《圣武记》、《元史新编》等。

魏源用诗歌的形式,真实而生动的记录了鸦片战争期间的各种社会新闻,具有较强的新闻性。诗人以激越的感情揭露了鸦片对国家、民族的严重危害,尖锐地指出了鸦片之所以屡禁不止的深层社会原因。其中诗歌如《江南吟》,直陈时事,兼具讽世和新闻意义:

 

阿芙蓉,阿芙蓉,产海西,来海东。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士女如醇醲。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自成长夜逍遥国。长夜国,莫愁湖,销金锅里乾坤无。溷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决膏殚付谁守?语君勿咎阿芙蓉,有形无形月引则同。边臣之月引曰养痈,枢臣之月引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月引,阿芙蓉烟可立尽。

 

当时,有识之士都主张学习西方,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以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并且介绍西方先进技术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其中大量铺陈夹杂新的西方技术名词,使诗歌具有了别样的新闻色彩,读来十分有趣。

这类作品的创作,当首推诗人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年)近代诗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其著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他提倡创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古典诗歌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新名词、新意境和新思维,其中异国的自然风光、西方的工业文明、光辉的历史成就,皆一 一呈现在他的诗歌中,出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从未有过的新作风和新气派。

如:《今别离》四首,就描写了轮船、火车、氢气球、电报、照片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等奇特的自然现象,诗歌的副题即标明了它们是“古人未有之物”,于是如谈新闻,大开国人眼界。另外像一些新名词如:“留学生”、“地球”“赤道”、“国会”、“殖民地”等,也都是首次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使用的。这样的诗歌自然饱含了大量的新闻信息。

如下面的这首《新闻纸》,以中国古典诗歌来介绍外国新闻现象,别具一格。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今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注曰:新闻纸,山陬海 (左面三点水,右面竹子头加一个巫字)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藉此以发达,故又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议罚锾,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

 

通过诗歌和附注,黄遵宪把日本的新事物、新科技介绍给中国读者,传播了日本先进科技发明和新的思想文化。本诗对新闻信息的捕捉和新闻视角的选取上已初具新闻记者的敏感度和洞察力。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登巴黎铁塔》等。以诗歌形式直接传播海外新闻,黄遵宪为中国新闻文学史上第一位实践者。

另外黄遵宪还写有200首《日本杂事诗》,以记事诗的形式,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维新以来的社会变化,其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政治、文化、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各种新闻信息。可以说,他的这些诗歌在新、奇、快及其独特的视角上,决不亚于新闻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度。

其实,在旧式的寥寥数言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已经装不下黄氏所要转播的海外的新闻事实了,所以他经常不得不以附注的形式,展开他的新闻背景,对诗歌中无法涉及的事情做一些详细的叙述和介绍。于是,在他的诗歌中,“注曰”已经喧宾夺主,新闻已经突破文学形式的限制了。

甲午战争期间,黄遵宪还写下了大量的战场实录诗歌,如:《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度辽将军歌》等,把它们连起来看,简直就是一部中日甲午战争的新闻纪事。

其中比较典型是《冯将军歌》。

1885年2月,冯子材将军率清军在凉山大败法军。诗人听到这样的喜讯,欣然命笔,迅速写下了这首赞颂冯将军的文学作品,其时效性是非常明显的。

……

  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

  五千人马排墙进,绵绵延延相击应。

  轰雷巨炮欲发声,既戟交胸刀在颈。

  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

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

 

作者以饱蘸爱国激情的诗笔,歌颂了这位70岁的老英雄。通过作者的描述,那刀枪抨击、火炮齐鸣的战争场面历历在目。

中国近代,不仅在诗歌中已经出现记录新闻事件的萌芽,在一些散文作品里,新闻性的表现也十分明显。

最能体现晚清作家关注现实的新闻文学作品,表现在大量人物传记的创作上。其中,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梅增亮就一变桐城散文复古倾向,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中站到的新闻文学的前沿。

如,《王刚节公家传》,描写的就是反抗侵略者牺牲的王锡朋的英雄事迹;《蒋念亭家传》,则记录了四川粮台蒋作梅因拒收贿赂反遭诬陷的事实。

流传较广的还有徐珂辑《清稗类钞》中“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一文。描写冯婉贞随同乡民抗击英法联军的故事。寥寥数笔,把一个民族女英雄描写得光彩照人。今人虽有考证此事疑为杜撰者,但文章的新闻笔法,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其后还有近代作家大量创作的人物传记,如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邵懿辰《葛壮节公墓表》、章炳麟《徐锡麟传》等,都带有很强的真实性和新闻性。

在近代散文作家的作品中,海外游历中的见闻,则可以看作是后来海外通讯的鼻祖。这些游记中记录的海外珍闻,使长期闭关自守的国人耳目一新。此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黎庶昌的《奉使伦敦记》和《西洋游记》。

黎庶昌(1837~1898年),近代散文家、外交家。字莼斋。贵州遵义人。著作有《拙尊园丛稿》、《丁亥入都记程》、《西洋杂志》、《黎氏文集》等。

1876年,黎庶昌随郭嵩焘出使英国伦敦,在旅途中他以游记的形式,记载了沿途见闻、异国风光,对国人来说,不啻是一则则海外的新闻报道。

下面请看《奉使伦敦记》中记载的异国风光,即为后世的通讯、特别是风貌通讯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锡兰,佛所生也。岛周千余里,其泊船当南岸尽西处一海汊,名曰高诺。椰树成林极望,结实巨如瓜。剖之,有甘浆可饮。土人贫薄,或取镘头果食之而饮此浆以解渴。近岸有布喀刺瓦得寺,经皆贝叶,书文若连圆,即印度字母也。又自锡兰易船指西行约六千四百三里,可八日程,而得亚丁,是为印度大洋。八日中无所睹,惟巨浸稽天,时有飞鱼而已。亚丁与阿剌伯连,距红海口三百五十里。濒海一山多石,英人建炮台,设兵二千守之,屯煤于此,备轮船取携。阿剌伯,唐世天方,于汉条支也。产鸵鸟,高可逾丈,其卵大者径三四寸,余购得其一,《史记·大宛传》所谓“其巨如瓮者”也,西洋妇女取其毛羽以为首饰。

 

文章记载了有关锡兰国、印度洋、英人炮台等的海外游踪,都是国人闻所未闻的。当年李汝珍曾在《镜花缘记》写过林之祥游四海,但那时只是虚构和想象,而在这里,已经是真人实事的传叙了。

诸如此类的海外游记还有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白雷登海口避暑记》、康有为的《法兰西游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等。

除去诗歌和散文外,在近代的小说中,同样浸润着新闻的因素,其中以晚清谴责小说的表现最为突出。

近代小说界异常繁荣,谴责小说,更为主流。其中具有影响的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恨海》、《活地狱》、《文明小史》、《九命奇冤》、《苦社会》等。这些小说自觉与时局相结合,补充着新闻报道未曾涉及或者不能涉及的空白与盲点。

早期的作家在创作中往往直接取材于所见所闻,作品中的人物也大多实有其人,记述的故事许多都是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如近代小说家吴沃尧的作品就大部分取材于时政和新闻,多为真人真事的铺演剪切。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戏剧也有了直接取材于社会新闻事件的例子。如徐鄂的《梨花雪》就将真人真事搬上了舞台:少女黄婉梨为抗击官兵的凌辱,用毒药毒死仇人,自缢于梁,死前曾题十绝句于壁上。

粤剧演员李文茂编演的歌颂三元里人民斗争的戏剧《三元里打鬼》,也采用了民族斗争的现实题材,颇受人民欢迎。

此外,范元亨的《空山梦》,同样歌颂女英雄的爱国献身精神。李文翰的《银汉》,则寄托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梦想。这些戏剧都取之于真人真事,颇具演绎社会新闻的形态。

近代文学作品之所以开始具有了新闻性萌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世致用”思潮的复活,使得文人关注国计民生,以现实为时务

“经世致用”,即究古今兴亡治乱得失,通家国天下安邦之计。为此,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治学都讲求做学问的实际效用。一切“经世”的、具有社会改良意义的学问,都要参与社会变革,决不拘泥经学的门户!

早在明朝末年,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就提出了“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的主张,要求作家、诗人做文章应为现实服务,反对无病呻吟和附庸风雅。

到了晚清,思想家、文学家、诗人龚自珍又率先提出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口号。提倡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要面对现实,为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服务。他还特别强调“以有用为主”才是文学之本。

清代前辈的经学大师戴震曾经把文字、训诂视为“轿夫”,把“经学”比作“轿中人”。他认为,专攻文字、训诂而不重经书,等于是只管“轿夫”而舍弃了“轿中人”,是舍本求末的做法。

但是,当经学传到清末龚自珍、魏源这代人的时候,连“经学”,也被看成是“轿夫”了。他们认为,惟有社会、百姓、治世、利民,才是“轿中人”,“轿夫”要“抬”的,正是这“天下兴亡”的职责。风气所至,当时学问家们大多博古通今,诸如天文地理、历算方言、漕运盐课、边防垦殖等等都能一 一涉猎进行研究。龚自珍曾将此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的学问应该服务于时政、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要顺应时代需求的思想,成了当时进步文人的普遍共识,影响直逮民国初年。

后来黄遵宪也提出过“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主张,提倡作诗应言之有物,反映现实。此后,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等一系列的文化变革主张,都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在其专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他也多次提到经世致用思潮对维新变革的促进作用:“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与政体,以远绍炎武之精神也。”公开承认维新派曾经受到这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晚清“经世致用”的思想,致使知识分子转过头来关心现实,而现实又正是刚刚踏入中国国门的现代新闻事业所关注的内容。于是,在20世纪后叶,中国知识分子的目光和中国新兴新闻事业对中国现实的关注重合了。这,恐怕是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具有新闻萌芽的一个思想因素。

(二)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新生事物的新闻心理。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大量涌入,出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与碰撞。“坚船利炮”的西方不但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更为国人带来了大量的新生事物。这一切给一贯在书房中做学问的中国文人以极大的心理冲击,产生了学习西方、寻找救国良方以变革图强的思想。梁启超写道: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

 

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大量最新信息的涌入扩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使他们产生了对“新”、“奇”、“怪”的器物、西方的人文知识乃至社会制度的强烈的新闻心理。以往沉浸在文字游戏中度日的文人墨客,被日新月异的西方文化所吸引,显现出极为惊羡的精神状态。

19世纪中叶,两位中国近代科学家、翻译家徐寿和华衡芳在上海看到介绍西洋科技的书籍时,惊叹:“甚为欣羡,有惬襟怀。盖利玛窦诸人著格致书后,越有二百余年,此时内泰西格致大兴,新理迭出,而中国尚未之知也,故一获此书,犹之忽过二百年而与此新理相卖见面。”这两位科学家的感触,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心态的代表。

1883年,墨海书馆在上海成立。成为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该书馆除拥有大小英文铅字7号外,并刻有中文铅字2号,一排印教会小册子。他们的印书机器为一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旁置有齿重轮二,由两人司理印事,用一牛为动力,旋转机轴。这样一台印刷机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为此,还有人做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篇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

这种对西方事物的好奇与兴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重诗书儒学走向重科学技术,从重纯粹文学走向重新闻文学的重要心理转型。

(三)由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尚处于襁褓,出现了文学和新闻互相混淆的奇特现象。

19世纪中叶,近代中国的新闻事业虽然已经诞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并不迅速,尚处于“杨家有女初长成”的阶段。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无法正常发挥其引导舆论的正常作用。

与此相反,语言文学则是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惯常形式,它那耳口相传的普及形式,传播的广泛性以及长期以来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力,使得它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充当起了越俎代庖、引导舆论的职能。

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面对封建社会的全面崩溃,近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采用温和的改良还是激烈的暴动,都无一例外地把文学尤其是小说当成了可供使用的舆论宣传武器。

就文学的本质来讲,是承担不了重整乾坤的重任的。但是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强调文学社会职能和道德功利,使得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家、改良派、革命派都极为重视文学开启民智、教化民心甚至鼓吹革命的宣传功效。梁启超就曾提出要以文学改良来“新民”、以小说来宣传改良政治的“小说界革命”。这样,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党派服务,作为政治革命的一种宣传手段,在这个时期也就表现的极为强烈。

譬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战中,就不但用报刊作为论战的工具,而且还利用小说进行影射和攻击。其中《新中国未来记》、《黄绣球》等政治小说以及许多革命小册子的出现,都很说明问题。

其实,新闻的舆论作用和文学的教化作品并不相同。文学一般是隐形的、美学的、潜移默化的,而新闻的舆论作用则是功利的、阶级的与时效的。然而在这个社会需要新闻、新闻却十分稚嫩、最后只好以文学来越俎代庖的特殊时期,才遗留下了文学与新闻互相混淆的历史足迹。

然而不久以后,新闻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而文学的这段历史也成了新闻文学走向社会的一种类似于孩子“过家家”的行为。

任何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面蕴涵了各种时代因素的相互碰撞和融合。而中国新闻文学就在这近代复杂而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诞生了。其中晚清文学作品中新闻的萌芽与文学在一个阶段内承担起新闻的职能,则是新闻文学走向成熟前的有益尝试。尽管早期新闻文学所隐含的新闻信息有限,所担当的宣传作用、传播作用和制造舆论作用力度很小,但毕竟是中国新闻文学走出的艰难第一步。随着新闻报刊的崛起与成熟,中国新闻文学的一条更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便呈现在历史的面前。

 

第二节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给文学的新闻化创造了机遇

 

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蜕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包容与认同过程。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西方印刷术传入后、直接促进了中国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而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又为文学提供了最新的传播载体所导致的传播方式的链式革新。

较早指出近代新闻出版与文学的关系的是阿英,他认为“印刷事业”和“新闻事业”是促进小说繁荣的首要原因。“第一,因为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从前那种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的生产。” 1907年,黄摩西也注意到“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突起者,小说也。”(《<小说林>发刊词》)的现象;1908年耀公在《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一文里也猜测说:“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

文学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个人的精神信息向大众进行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速度和质量极大地取决于传播媒体的技术水平。近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为中国新闻文学提供了一种最先进、最快速、最广阔的传播媒体——报纸。媒体的改进,是中国新闻文学出现的契机。

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及其顺利着陆的过程。

西方印刷技术的输入,对于中国来说,表现的是一种外传和内习的过程。外传,就是外国传教士主动的传播和输入。此中又可以再分为二:一是人员的直接传授;二是通过外国人在华开办新式出版机构和新型印刷所的影响。

先看外传。据记载,早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春,伦敦布道会就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到澳门后,为了传教的方便开始研究中文并秘密镌刻字模。1814年,又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制作活字,印刷书籍。

道光时,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澳门设立了一个石印印刷所。1838年,伦敦教会牧师戴约尔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也曾雕刻铜摸。鸦片战争后,书院又迁往香港,完成了小字模的制造工作。后来这些字被称为“香港字”。

这类外国人在华开办的新式印刷出版机构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刺激和影响。1843年,就有人开始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这是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印刷出版机构。

1844年,美国长老会设立花华圣经书房于澳门,次年前往宁波,1860年又前往上海,改名美华书馆。此后,美华书馆曾大量制作和出售铅字给上海报馆、北京总理通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日、英、法各国。这无疑已经是一种印刷技术的传播和推广。

40年后的1884年,在上海创办《申报》以及点石斋石印书局的英国商人美查又组织了图书集成局并创制了所谓“美查字”,印刷时可以节省许多篇幅。1901年,上海土山湾印刷所继续试制照相铜锌版又获得成功。这样,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外国人在中国本土直接开办的印刷出版业已成顺理成章之势。

内习,就是中国人主动地将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勇敢地“拿来”,为我所用,武装自己的民族企业。这种由内向外的主动学习和模仿大约有三种途径:一是聘请外国技师来华直接传授技术;二是自己派人出国学习考察;三是自己改进或者引进西方印刷机械。就在这外传和内习的过程中,中国的印刷出版迅速起飞了。

中国印刷出版业发生和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翻译出版事业和新闻出版事业的诞生。翻译出版事业且不论,让我们主要来看看新闻出版事业的简单进程。

我国虽然很早就有了官办邸报、报房京报等,但就形式、内容、宗旨和阅读对象来说,都与近代产生的新闻报纸不尽相同。

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是和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影响分不开的。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传教士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就办有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刊。最早来华办报的还是那个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815年他与助手米怜在南洋的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个中文版近代化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此后,外国传教士又先后在南洋、港澳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近代化的中文报刊,重要的有:《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依经杂说》、《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各国消息》、《蜜蜂华报》、《澳门钞报》、《广州记录报》、《中国丛报》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外国传教士将他们的办报活动从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先后创办了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我国同期报刊总数的95%!

除此之外,列强还在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广州、福州和东北等地创办了一大批“学着中国人口气”专供中国人阅读的中文报纸。其中著名的有《上海新报》、《字林沪报》、《申报》、《新闻报》、《万国公报》等。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这种种报纸,在宣传手段、经营方式、印刷机械、新闻文体、编辑方针、报刊版面等方面给中国知识界极大的影响。这样,从19世纪50年代起,中国资产阶级的近代报刊,在参考和借鉴外国报纸中也渐渐起步了。

最早的有《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到了80年代末,在上海、广州等地,又陆续出现了中国人办的报刊,如《汇报》、《新报》、《维新日报》、《述报》等。

从70年代到90年代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渐起,各地报刊,争奇斗艳。重要的有《循环日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国闻汇编》等。

从以上不完全的材料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不但已经异军突起,而且开始硕果累累了。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和新闻报刊的发展,对文学的传播方式、主题和内容、作家群、读者群都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和作用。

第一,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使文学作品在内容和主题上向新闻靠拢。

新闻出版业的发达,使文学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代的文学作品主要靠手抄或者是口头进行传播,唐代前后雕版印刷发明后,开始有了文学作品的印制传播。

到了近代,报刊的发展又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大众传播媒介。近代报人出版商注意到了书籍和报刊的相通性,于是,往往将文章先刊载在报刊上,然后再由报刊汇编成书籍出版。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就是较早由报刊文章汇编结集成的书籍。其后一些副刊的小文章也都被纷纷汇集成书。

一些小说家也利用报刊这一新兴的载体,先把著作发表在报刊上,再集结出书。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都是刊载在报刊之上的,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发表在《繁华报》、刘鹗的《老残游记》发表在《绣像小说》、金松岑、曾朴的《孽海花》发表在《小说林》、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先登载在《小说丛报》上的。

还有《海上花列传》、《文明小史》、《活地狱》、《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黄绣球》等也都莫不如此。

著名的作家吴趼人除《恨海》和《白话西厢记》外,其余十六部中、长篇小说和全部短篇小说都是最先发表在近代文艺报刊上的。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兴盛。据统计,当时刊载这类作品的报纸有40家,杂志113家。报刊的转载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使文学真正成为文化市场中可流行的具有消费价值的文化商品。

新闻报刊是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文学作品既然要借助于它来扩大传播面,那么,新闻出版也就要借助于文学来扩充自己的读者群、并促使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一系列适合报刊登载的改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文学作品不但要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而且还要向大众提供初级的文化快餐、其他领域里的信息与经验、甚或还有婆婆妈妈的家务琐事。

由于交通便利、租界交错,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大多选择上海作为开办出版机构和报馆的首选地,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投资新闻报业,于是,在世纪之交,上海的报刊数量已达到千家的规模!这些大大小小的报刊每日播发的信息已成千上万,其传速之快,播洒之广,使上海市民对时事越来越敏感,对报刊越来越熟悉与热衷。

由于以新闻报刊为首要的传播途径,加之连载的体裁和迅速、广博的波及面,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内容和主题。文学作品在这样的信息大潮冲击下,开始收容社会百态、记叙海外科技、传播民风民俗,以极大的信息量,满载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开始了现实主题的深化与探索。

如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就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线,几乎囊括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事件,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新闻含量。

另外,处于转型期的近代社会,政治运动频繁,文学在报刊的积极配合下还带有了明显的政治宣传性和社会鼓动性。

伴随着一批小说流派的形成,更兼之政治派别普遍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报刊成了小说流派赖以支持的强大后盾。以暴露社会弊端为主的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以宣传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为宗旨的政治小说、革命小说,以客观描写社会现实、反映民情民风的问题小说、自传体小说等,都是在这样的时代呼声中孕育和壮大、在报纸的直接关怀下迅速成长起来的。

维新变法时期,改良派报刊如著名的《清议报》、《新小说》对政治小说的提倡,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革命诗歌、革命小说的鼓吹,以及以《晶报》、《礼拜六》、《申报》副刊《自由谈》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报刊阵地,以《时事新报》为主要载体的黑幕小说,以《新青年》为首的新文化报刊阵地和五四文学的兴起等等,都对文学的政治宣传和新闻意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样看来,当时的报刊新闻和文学之间确实具有一种协同与融合的过程。报刊新闻作品为变革图强作正面的呼吁和报道,报刊文学作品却从反面或者侧面甚至是背面对封建制度给予一定的抨击,为革命进行鼓吹与歌颂。文学与新闻的这种切近的关系,是中国新闻文学诞生前后的重要景观。

第二,近代报刊的出现使新闻文学作家群体得以产生。

中国古代是没有职业作家的,那时候的文学家大多是官僚士绅和各类读书人,他们虽然有大量作品结集问世,但大都不以文学创作为谋生手段。

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崛起,使得许多文人墨客从中看到了新闻出版也不乏是一个谋生的去处。据记载,19世纪末在中国开始出现了稿酬制度,个人和出版社之间的版税支付形式也已经萌芽。稿酬和版税的出现,促成了许多报人和作家开始以卖文为生。从此作家不再把写作当成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参与到市场运作中来,既注意表现自己的思想观念也注意市场的需求,这就使作家这一行业变得市场化和社会化了。文学,从此开始变成了具有生产意味和经济性质的精神产品。

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进一步使作家成为相对稳定的职业。据记载,较早付稿酬的报刊是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在《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的启事中,《点石斋画报》首先提出每幅酬资两元的稿酬,这是新闻史上一大创举。而最早实行版税制度的是张元济,他在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期间,曾以2000元买下严复的《原富》译稿,并同意付给二成的版税。

此后,报刊付稿酬成了通行的惯例。如梁启超就在《新小说征文启》中公布了付稿酬的标准,仅限于十数回以上的章回小说及十出以上的戏曲,也就是今天的中、长篇小说和多幕戏剧。

接着,其他报刊和文学杂志也纷纷仿效,使稿酬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范围也扩展到发表在近代媒体上的一切文字,这就为作家的职业化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原来的文人为生活所虑,纷纷转入原本当作末流的报界和小说界,以著书卖文为职业。而报人小说家则一边办报一边写小说作副业,收入可谓不菲。请看著名的报人小说家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记载的应聘《小说林》后办报和写小说的收入情况。

 

我有了时报馆的八十元,再加上《小说林》的四十元,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馀裕吗?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写小说便成为我一种副业了,我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作每千字两元算。

 

由于文人的加入,新闻和小说的写作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稿酬制度的出现又刺激了作家创作的激情,促进了小说产量的提高。晚清小说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提到,晚清小说至少在1000种左右,而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所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短短70年,就有通俗小说662种,其中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间,就有小说529种。

近代报刊专栏的出现使作家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们通过文字养活自己、补贴家用,促使原先的个体作家向职业化作家迅速转变,其创作也呈现出明显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新闻报业功不可没。

当时,以报馆为核心,逐渐聚拢了一大批文人,他们一边办报一边出书。这就是早期的作家群体 —— 报人小说家。这些报人小说家或是报社主编,或是报社的编辑、供稿人。他们在报刊上连载自己的小说,一方面提高了报纸的销售量,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作品的传播面。此外,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和市民阶层的轶闻逸事又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材料,于是,报人小说家和报刊形成了一种寄生或者说共生的现象。

被称为“小报界之鼻祖”的著名的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就曾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海上文社日报》、《世界繁华报》等多份报纸,1903年他又主编了文学杂志《绣像小说》半月刊。

作家吴趼人曾在《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任主笔,他还是近代四大小说杂志之一《月月小说》的主编。韩邦庆曾是《申报》的撰述。后来自办了中国第一份的小说期刊《海上奇书》。

鸳鸯蝴蝶派的高太痴主编《消闲报》、孙玉声主办《笑林报》、李芋仙主笔《寓言报》、周瘦鹃也曾主编过《申报》的副刊《自由谈》等。

此外,伴随着报章文体的兴盛,还产生了政论文作家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章太炎等,此后他们又都逐渐整合而为政论群体。

投入报刊工作又具有变革思想的编辑与记者大多都是文人出身,他们把新闻与文学的交融作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他们在汲取新闻素材、利用文学的宣传作用方面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他们大都直接从报刊上收集材料,把新闻关注时事、关注民生的特点迁移到文学创作中,引领了文学始终以批判现实、揭露时弊为中心的主题的开拓。

第三,新闻出版业的发展造就了稳固的新闻文学读者消费群。

在中国古代,因为出版方式的落后,导致读者的零星分散,无法相聚成为具有相同品味的稳固群体。

到了近代,都市的崛起和人口的剧增与聚集为新闻报刊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上海为例,从1855年到1865年的10年间,上海人口净增了11万。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从一个10万人左右的普通县城,发展到100万人口的大都市。

近代读者群体的来源有二。

一个是新形成的市民阶层。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大量开矿办工厂和倾销商品,造成了封建农村经济的破产,加上常年的内乱和都市新的谋生机会,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小生产者纷纷涌入新兴的都市,进入工厂并流于市井,新兴市民阶层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逐渐接触到文化,接触到报刊。工作之余,读报成为他们最好的消闲工具。据《申报》1884年9月12日《中国宜开洋文报馆说》记载“向之书馆学生、店铺小伙,一遇闲暇则相率以嬉,自有华文日报以来,得暇即看日报,其初亦格格不相入,渐而久焉,亦多有融会贯通者,令之握管作一札,居然通矣。”

这些市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对文学的要求自然以娱乐、消闲、通俗为主。在他们中间流行的是文艺报刊、小报和通俗文学。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许多小说才得以具有稳定的读者群体和销售市场。

另一个是新型的知识分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的传播和留学生数量的增多,中国产生了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新型知识分子——留学生群。

在19世纪末留日学生不过200人左右,到20世纪初迅速递增,到1911年人数累计达两万人以上,此外还有留美欧的学生。与此同时,1901年以后,中小学堂在全国普遍设立,在校学生从1903年的数万人发展到1911年的156万余人。这些新知识分子崇拜西方先进的科技、制度与文化成就,对新的信息有着迫切需求,看报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的自觉行为。

后来,这样读报的群体愈来愈复杂,商人、小市民、知识分子、学生、官吏、士绅等等渐渐地都加入了这个群体。

据1903年~1905年南京、武汉、杭州、镇江等11座城镇的调查统计,报刊订阅数达62种,20.227份,除《南洋官报》有江宁各级官府分摊派定,数额高达9000份外,其余1.1万份多为私人订阅。这样庞大复杂的读者群体,无疑为新闻报刊和通俗文学作品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

报刊所登载通俗小说、文学作品不仅吸引着原有的文人阶层,同时也得到了市民阶层和新知识分子的喜爱。早期的小说通俗化、平民化非常突出,就是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应运而生的。

作家和读者是文学传播中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环节,作家的独立创作感染着读者,造就着属于自己的读者群体。而读者的审美需求反过来也制约着作家的创作思路,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指向。中国新闻文学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良性循环,是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繁荣的直接结果。

 

第三节  近代新闻和文学在写作手法上的融和与嫁接

 

近代新闻报刊产生之初,新闻文体在写作上还很不成熟,有时甚至是十分幼稚的。因此,新闻文体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就借鉴了很多古典文学的写作手法。

此外,新的报刊载体,又反过来制约着文学作品的主题提炼、体裁形式和语言表达,使得文学作品不得不考虑报章发表时日复一日的新鲜形式,这样一来,文学文体和报章文体就出现了多层次的融和与嫁接,在写作形式上,有着极其相近的特征。

纵观早期的新闻作品,新闻性都不太明显,相反,倒是古典文学笔法突出。从近代消息、通讯和新闻评论来看,具有极大的泛文学化的倾向。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外文报刊还是中文报刊,其作者和记者、编辑几乎都是一式的旧式文人半路出家。他们几乎没有西方新闻理论的素养,也没有接受过新闻写作方法的系统培训。由于他们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便想当然地运用起熟稔的古典文学笔法来了。

一、新闻写作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而趋向于新闻文学

中国近代的新闻体裁是在古典文学的熏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早期的消息、通讯和政论文体来看,无论是文章的叙述、结构还是语言修辞,都与古典文学的写作方法非常近似。如早期的消息,新闻性并不突出,相反,却继承着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观念,字里行间充斥着与新闻无关的说教成分和各类其他资料。

在外国传教士所办的报刊里,常常是新闻和传教、科学知识介绍等混为一体。请看1835年7月登载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上的一篇短消息。

                          

广东省城医院

宽仁孚众,是耶苏门生本所当为。今有此数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广行阴骘尽情,真可谓怀赒急之仁,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效,且赖耶苏之颂祐,医痛效验焉。有盲者来,多人复见。连染痼疾,得医矣。四方之人常院内挤拥,好不热闹。医生温和慈心,不忍坐视颠危,而不持不扶也。贵贱男女老幼,绪品会聚得痊。

 

这是报道广东省城医院扶危济困的新闻,但看上去俨然是乐善好施的传道篇章。

外国传教士初来中国时,中文水平有限。像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等人,都是来华后才开始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办报的。他们尽管对西方的新闻写作手法有所了解,但由于使用的是并不熟悉的语种,自然要模仿当时文言作品的句式特征和表现手法。

另外,为了能渗透到中国内部,尤其是影响到中国的上层士大夫阶级,他们往往对新闻作品的泛文学化不但不作及时的更正,相反的更是自觉地靠拢与模仿。因为在他们看来,地道的新闻写作并不重要,而通过新闻,宣传和传播他们的思想,才是当务之急。

当时的消息,很少具有“who、what、when、where、why”即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等基本因素,经常夹杂着的是文学的描述和作者直接参与议论的手法。

请看1838年11月《各国消息》上的一篇消息,讲的大抵是英国王室荣登宝座的情况。用词铺张,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文学味道浓厚。

 

英吉利国

国后年少青春,大取庶民之誉。文武载道,黎民击埌而歌。自从接戚之位,办理政务,兼摄职位。臣竭股肱之力,君表臣影,表动则影随。如此彼此平安,雍和之气通国显照。巡国之时,众呼喊福寿绵长,大声震动矣。五月初七日,初登宝位,进冠冕玺绶。各国五爵公使赴英国,皆穿绣衿绮衣朝服,施礼谦侍。于是风日晴和,淑气呈祥,青阳布泽。

 

翻阅早期的《申报》,有把“狐女报恩”“篆书长联化蛇救火”等聊斋式的中国传统笔记材料作为新闻 一 一 登载的;也有把西方小说改写成“新闻”给读者欣赏的。《申报》创刊周年,有人就《申报》所刊载过的内容,仿照杜牧《阿房宫赋》撰写了篇《申报赋》,而这篇骈文还被一些报纸当作经典“文献”,屡屡转录,甚至改头换面充作发刊词的。

凡此种种,除了表明新闻刚刚开始落脚中国时的幼稚与无知,还证明了中国古典文学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使得新闻作品具有显著的文学倾向。

下面再来看看早期通讯的制作。

在中国未有电讯工具之前,记者或通讯员要传递外埠新闻,一般采用书信的方式,因此这一类报道被称为“某地通信”或者“某国通信”。有了电讯以后,外地记者在发完新闻专电之后,往往再以写信的形式详述事件始末,久而久之,这种信件就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新闻体裁——通讯。

据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考证,1870年王韬在国外游历时写的《普法观战纪》可说是最早的通讯。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新闻通讯与近代海外游记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在通讯尚未成熟的近代,散落在新闻纸上的具有通讯雏形的作品,看上去倒更像是脱胎于古代的散文或传记小品。

当时的人物通讯时效淡薄,烈夫节妇等新闻性并不强烈的内容皆可充当通讯发布,而其行文结构,则和中国古典散文传记如出一辙。从以下1897年9月18日《字林沪报》上的《叶节妇子传》中,此种现象可见一斑:

 

节妇为宁波府鄞县乡人,全德次女,幼即许字同邑叶莲逊。光绪丙子年只十七,于归时其父已故。戊寅始获弄璋,子名子春。莲逊有母,年老多病,节妇侍奉汤药无不亲尝,夜不解衣,并向天虔祝,愿以身代。后果获愈,邻里皆贤之。寅辰春,莲逊忽得弱症,势将不起节妇忧之,刲股合药进之,竟无效而弃世。叶家素贫,节妇上侍莲姑下抚幼子,惟日以泪洗面。壬午年双目俱瞽,始招其生母范氏同居,照料其子十余年。赤贫守节,诚可敬也。

 

当时的事件通讯也和中国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一脉相承。1884年5月24日发自《申报》的一篇描述中法观音桥之战的《战地通讯》,全文1650个字。文章从中法冲突的导火线、双方战前军事部署、激烈的战斗场面,写到最后胜利的战况,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在叙述与表现手法上与《资治通鉴》里写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十分相似。

从消息、通讯两大新闻体裁来看,近代新闻脱胎于古典文学已是不争的事实,其语言的雅致、形式的雷同、内容的取舍、结构的安排,完全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模仿,离成熟的新闻体裁还有很大差距。

至于近代政论文的创作,还不能算作严格的新闻文体,只是新闻和古代议论文嫁接的产物。它们一般指正过于宽泛,涉面过于普遍。远不像正规的新闻言论,往往要抓住一个新闻事件,分析起因、性质、影响,得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以王韬的政论文《变法》为例,读去更像是古典议论文,沿袭的则是“托古论今”的桐城“义法”: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即便如此,当时的政论文还是为中国后世报章言论的发展和新闻评论的产生架起了一座承上启下的桥梁。

中国早期新闻借鉴文学手法的倾向,构成了早期新闻文学的写作特色。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标题原则笼统,有些则带有章回小说目录的腔调。

中文报纸创刊时,有些新闻无标题,有些仅有类似标题的笼统的区别符号,如在“新闻”的两字标题下发新闻,在“论说”的两字标题下发表言论等。到了中国文人主持报纸编辑工作时,新闻标题文学化的成分又大大提高了,出现了诸如“上林春色”、“禁苑秋声”、“西湖棹歌”、“鹤楼留韵”等酷似匾额的四字标题。

另外,一些文艺小报也采用类似章回小说的回目作新闻的标题。如“小报界鼻祖”李宝嘉就主张“一论八消息,标题四对仗”,说的是小报每期至少一篇论文八篇消息,而标题要两两相对,成为四幅对联。例如“林黛玉择期开市,曹梦兰被逼关门”、“赵秃子赶车说鬼话,王姑爷放赈冒官亲”等等。早期新闻标题深受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注重文字雅致和对仗压韵,由此可见一斑。

(2)新闻写作一般按时间顺序陈述。

现代新闻结构具有多样化和清晰化的特点,类型有“倒金字塔式”、“时间顺序式”“悬念式”“并列式”以及打破常规的“自由式”等等。但是不论哪种形式,都把重要的内容先写,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同时又能清晰明白的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近代的新闻写作的结构却采取以时间顺序为叙事脉络、平铺直述铺写事件发生经过的方法。如《字林沪报》1885年6月19日《松郡胜闻》,采用的就是“先人后事,先远后近,先因后果”的手法,在叙事顺序和结构上,用的仍然是文学作品“画龙点睛”的结构:

 

育婴堂董某去冬逝世,后闻该堂中之亏空竟有三千金之多。时府遵莅仕察看情形,谓弊窦是多,殊失保赤之道,拟为严行清查。华邑尊奉札,即于二十七日鸣驺亲至,将堂中账上现存银洋一一查过。堂董以有账无银,大形惶急,现闻所缺之三千金,予限黄花节须得一一清缴云。

 

(3)新闻之后往往加上议论,表达作者态度。

新闻文体注重以事实说话,作者一般不作主观议论。但是近代新闻写作总是以议论结尾,深受史家和笔记小说的影响的,带有明显《史记》的“太史公曰”和《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的影响,写法近似于散文或笔记小品。如《字林沪报》1885年6月19日发表的消息《干城之选》就是如此,文中最后一句话乃编辑的直接评语,表达了作者对北洋将士的由衷赞赏:

 

中法开衅后,北洋各军中统将弁兵无不磨拳擦掌,以一战为快。且于马江之偾事,台湾被围之际,纷纷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而欲赴援备者不一而足。傅相成竹在胸,待时而动。凡遇此等事情,均以婉言劝阻。今和约已成,有志未竟者不免为之气阻。然其身虽未赴敌而忠义慷慨之念,实以令人心折,书之以见我朝干城之选有足多者。

 

这种在消息中加议论的方式直到中国新闻专电产生后,记者才开始为节约电报费而大量删减,叙述加议论式的消息也才逐渐退出报纸版面。

(4)时间观念模糊,新闻时效淡化。

时效性乃文学和新闻最大的区别之一。文学作品不需要太明确的时间,有时,越是模糊的时间背景越能使作品产生普遍的现实意义,而新闻的发生时间,则是它的重要构成。近代新闻报道写作的时间观念则十分模糊,只有“近阅”、“数月前”、“现”等等含混不清的时间标识。

由上可见,古典文学写作对近代新闻写作的影响,为介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新闻文学的成长,洞开了一条技术性的道路。

二、文学写作深受报刊载体的制约也趋向于新闻文学

不仅近代新闻写作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深远,近代文学在创作上也受到新闻出版的间接制约,从而使它的写作也发生了向新闻文学的偏转。

为了适应新闻载体——报纸的传播方式和满足广大读者市民阶层的需求,近代作家也不得不对文学写作手法做出相应的调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表现内容上,尽量援用真人真事,把小说改装成新闻记实的模样。

近代作家之所以喜欢以真人真事相标榜,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关注国计民生,力图通过说部的真实性质,加强抨击时政、唤醒民众的作用。小说家李伯元就认为小说的职能乃助人“察势”,“洞理”,旨在“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

二是目睹报纸新闻写作方式的陈述直接、毫无保留、事实确凿、诚信度高的表现,想借此将小说改装成新闻事实模样,吸引报纸读者。

如作家吴趼人写小说《劫死灰》时,在第五回中声明道:“在下这部小说,都是句句实话,件件实事,并不铺张扬厉的,所以还是照着实事说话。”他在写另一部小说《剖心记》时,甚至把小说中某些资料的处理也完全新闻化了。他写道:“书中所载上谕、奏折、呈词,及一切审讯、经验情形,皆录自原案底稿,无一字杜撰。间有原稿漫灭,不可辨认者,则加□□以志其阙,所以存真象也。”

吴趼人“加□□以志其阙”的做法,令人想起当代某些作家创作时,为了暗示真实,也运用“□□□□”以显其缺的技巧。目的其实都是一致的——让人信其真实。

徐枕亚也声称《玉梨魂》主人公何梦霞确有其人,是用友人秦石痴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寄来的一份材料写成的,自己还和秦去探访过崔宅云云。

而谴责小说小说《孽海花》描写的人物也大多以真人作依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证明“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由于小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至于许多读者将小说的记载视为新闻事实的审美心理也就自然发生了。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将《孽海花》中关于龚自珍儿子龚橙引领八国联军进入圆明园看作是新闻事实,对龚自珍“教子无方”加以抨击。

此外,自传体小说的出现,也为小说新闻写作倾向的出现推波助澜。由于许多作家兼革命家孤愤难抑,于是便以自传小说自我宣泄。

革命家秋瑾未完成的弹词《精卫石》就是一部自述性质的作品。弹词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的一颦一笑,分明就是作家自己的影子。在描写黄鞠瑞的外貌时,秋瑾写道:“名叫鞠瑞多豪爽,侠骨英风见面含。虽非国色天色艳,秀目修眉樱口鲜,面如鸡蛋红间白,娇妍终究带威严。行为好义和怜苦,装饰惟求朴素焉。”不仅外貌神情气质酷似她本人,连后来写到的人生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最后的参加革命等等细节都是源于她的真实生活。

(2)在小说结构上,向着具有时间间断性的新闻报刊形式靠拢。

由于当时的小说大多连载于报刊杂志上,为了吸引读者阅读,连载小说开始采用串珠式结构。这种结构最早来自于《儒林外史》,曾朴在分析这种结构时说:“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这根线有时是人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有时是一个主题,如《官场现形记》里对官场黑暗的揭露。

这样的结构有两个好处,一是注意了报纸出版的时间间歇性和读者群体阅读的间断性,串珠体结构既可以单章成为一个有独立情节的小故事,供每天的报纸登载,又可以接连不断、连天累月地串联成一个长篇吸引读者阅读。这样,不但使小说拓宽了容纳量,满足读者对大量历史信息的需求,又能使小说井然有序纵横开阖。二是由于故事的独立性,使得其整篇的发展可以由作者自行决断——有材料就往下拖沓,没有材料又可以就此打住,创作比较自由,没有太多限制。

由于现实的需要和启发,此后文学作品又从串珠式结构发展出伞形花序结构,羽状式结构等等。这一切,都是在新闻载体影响的结果。阿英早就指出,这种小说结构的产生,“不能不把原因归到新闻事业上”、“为着适应于时间间断的报纸杂志读者,不得不采用或产生这一种形式,这是由于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

(3)在语言风格上,文学作品向新闻政论看齐,议论说教成分颇多。

出于政治宣传和引导舆论的目的,许多文学作品大量援引新闻言论的表现方法,枯燥的议论说教往往重于情感的抒发与情节的创设。

例如颐琐的小说《黄绣球》,其议论成分就占了绝大部分,在第十六回黄通理与毕太太轮流讲演,黄通理讲了一万八千字,毕太太也讲了数百字。

请看下面所摘录的黄通理由读书之道引发对时局看法的言论:

 

大凡读书,原不可拘文牵义,泥煞章句,讲法与书理相合,就是近人的,也多有可采,讲法与书理不相合,不要说朱夫之,便连孔夫子岂能信得?法国从前有一位文明初祖,名叫笛卡尔,其学以怀疑为宗旨,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现在天下大势,正坐依傍古人,不论古人说得是的,说得错的,毫无选择,一味崇拜,所以见理不明,谬种流传,达于腐败极点。一二新进后生,略闻异说,却又把中国数千年来先生留传的良传美意,偶因古人一两处的误会误解,就牵连一概抹煞,嚣然腾辨,渐渐的分出旧学新学,旧党新党的诸般名目。其实有旧学的,方能窥见新学;真维新的,无不从旧学中考察折衷而来。譬如裁制一衣,料子换了新的,而做法一样有领缘襟袖,不能出旧式范围,建造一屋,木石换了新的,而造法一样有门窗户壁,不能破旧时间架。只不过衣服的长短大小,要合体,房屋的宽狭明暗,要合宜,不可应该长大的仍裁得短小,应该宽广明爽的,仍造得窄而且暗,这就叫做维新不守旧,也就叫做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了。

 

像这样长篇累牍的议论说教,加上过多的举例譬喻就使小说失去了感人的力量,颇像是发表在报刊上慷慨激昂的政论文。

 

在近代,由于新闻刚刚落户中国,人们虽然隐约地感到了报纸的舆论和宣传作用,但由于对其比较陌生,一般不大会使用这种新型的批评的武器,多数人仍然把它看成是娱乐的工具。

相形之下,在文学中使用从新闻中学到的舆论观念和宣传做法要容易得多,加上文学是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纸面作品形式,于是,许多作者就顺理成章地错把文学当成了新闻加以运用了。从此,开始出现了中国文学的新闻化、政治化和宣传化的倾向。而新闻文学也就在这样的气候中顺利诞生了。

 

 

 

参考文献:

1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2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3 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6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7 李白坚.中国出版文化概观.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8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9 光辉等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6

10 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本章参考资料选

一、新闻文学作品

 

                    台湾行(节选)                     

黄遵宪

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耽耽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

(选自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 1.上海:上海书店,1991,513)

 

寰海十章  其二  

魏源

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

但须重典惩群饮,那必奇淫杜旅獒。

周礼刑书周诰法,大宛苜蓿大秦艘。

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

             其八

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

鹤尽羽书风尽檄,几谈海国婢谈兵。

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

官匪拾遗休学社,徒惊绛灌汉公卿。

 (选自钱仲联.元明清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1479,1482)

 

三将军歌 并序              

张维屏

三将军者,陈公联升、陈公化成、葛公云飞也。道光庚子、辛丑、壬寅、三公皆以御夷寇,力战殁于阵。余闻人述三公事,作《三将军歌》。

三将军,一姓葛,两姓陈,捐躯报国皆忠臣。英夷犯粤寇氛恶,将军奉檄守沙角。奋前杀敌敌稍却,公奋无如兵力弱。敌人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陈将军,有贤子;葛将军,有贤母。子随父死不顾身,母闻子死数点首。夷犯定海公守城,手轰巨炮烧夷兵。夷兵入城公步战,枪洞公胸刀劈面。一目劈去斗犹健,面血淋漓敌惊叹。夜深雨止残月明,见公一目犹怒瞪,尸如铁立僵不倒,负公尸归有徐保。陈将军,福建人。自少追随李忠毅长庚,身经百战忘辛勤。英夷犯上海,公守西炮台。以炮击夷兵,夷兵多伤摧。公方血战至日旰,东炮台兵忽奔散。公势既孤敌愈悍,公口喷血身殉难。十日得尸色不变,千秋祠庙吴人建。我闻人言为此诗,言非一人同一辞。死夷事者不止此,阙所不知诗亦史。承平武备皆具文,勇怯真伪临阵分。天生忠勇超人群,将才孰谓今无人,呜呼将才孰谓今无人!君不见,二陈一葛三将军!

(选自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 1.上海:上海书店,1991,5~6)

 

关将军挽歌  

朱琦

飓风昼卷阴云昏,巨舶如山驱火轮。番儿船头擂大鼓,碧眼鬼奴出杀人。

粤关守吏走相告,防海夜遣关将军。将军料敌有胆略,楼橹万艘屯虎门。

虎门粤咽喉,险要无比伦。峭壁束两峡,下临不测渊。涛泷阻绝八万里,

徒虏深入孤无援。鹿角相掎断归路,漏网欲脱愁鲸鲲。惜哉大府畏懦坐

失策,犬羊自古终难驯。海波沸涌黯落日,群鬼叫啸气益振。我军虽众

无斗志,荷戈却立不敢前。赣兵昔时号骁勇,今胡望风同溃奔!将军徒

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臣有

老母年九十,眼下一孙未成立,诏书哀痛为雨泣。吾闻父子死贼更有陈

连陞,炳炳大节同崚嶒。猿鹤幻化那忍论,我为剪纸招忠魂。

(选自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 1.上海:上海书店,1991,102)

 

定海哀             

张际亮

我兵半年守舟山,账房盖地艰休息。寇来飘忽若鬼神,五昼夜斗不得食。海涛扑人风雨急,炮火无声天日黑。乌呼三帅自归元,残尸满地无人识。

(选自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 1.上海:上海书店,1991,62)

 

奉使伦敦记               

 黎庶昌

光绪丙子十月,余在江南通州花布厘金局,蒙钦差大臣、礼部侍郎郭公嵩焘檄调出洋,于是有奉使英国伦敦之役。至上海,始知其为驻扎三年也。

十七日,乘英国公司轮船自上海出吴淞,放大洋,指南行约二千一百六十里,可四日程,而得香港,经过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境地。福建以东,台湾障之,西人谓其海为中国海。尝有大风,又多暗礁,船人以为戒。又自香港指南行,经七洲洋,约四千三百一十里,可六日程,而得新加坡。从雨中过越南,群山连延,隐约可辨。新加坡为亚细亚斗入海中处,最近赤道。以图经索之,盖距二百四十里而遥。迤西为马纳甲,对峙者苏门答腊,别自一岛,不相联属,舟行有时望见。其地炎热卑湿,有春夏,无秋冬。山中奇花异卉,冬至前后号为繁盛。往游粤黄埔人胡璇泽园,园皆西式,有池沼,而无亭台,畜养虎、豹、熊、猿、袋鼠、鸾鸟之属甚众。胡君固富人,英、俄二国皆假以驭民之职,而郭公欲于此建设领事以之充补者也。又自新加坡折而西北,行约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可二日程,而得槟榔屿,英语如碧澜。凡乘法国船往者,至越南之西贡,而不至此屿。屿山明水秀,迤南多深林丛木,闻其中有瀑泉,直下数十丈,甚奇伟也。自槟榔屿指西行约三千六百三十九里,可五日程,而得锡兰。锡兰,佛所生也。岛周千余里,其泊船当南岸尽西处一海汊,名曰高诺。椰树成林极望,结实巨如瓜。剖之,有甘浆可饮。土人贫薄,或取镘头果食之而饮此浆以解渴。近岸有布喀瓦得寺,经皆贝叶,书文若连圆,即印度字母也。又自锡兰易船指西行约六千四百三里,可八日程,而得亚丁,是为印度大洋。八日中无所睹,惟巨浸稽天,时有飞鱼而已。亚丁与阿剌伯连,距红海口三百五十里。濒海一山多石,英人建炮台,设兵二千守之,屯煤于此,备轮船取携。阿剌伯,唐世天方,于汉条支也。产鸵鸟,高可逾丈,其卵大者径三四寸,余购得其一,《史记·大宛传》所谓“其巨如瓮者”也,西洋妇女取其毛羽以为首饰。

又自亚丁折入红海,西北行约三千九百二十四里,可六日程,而得苏衣士。当红海中,经过麦加城,望见之焉。地产加非,其实大类蚕豆,西洋捣瀹为茗,与中国茶叶并行,而麦加号为良品。入麦西境后,中国谓之埃及海。海尽处分两汊,东出曰阿喀巴,属阿剌伯;西出曰苏衣士湾,属埃及。中有大山,曰西奈,传为摩西以十诫立教地。苏衣士界亚细亚、阿非利加两洲之间,地本相连。同治三年,法人赖赛朴司建议以机器开河通商旅,避大浪山海道之险,糜费至八千万金镑,凿之七年,卒断此峡,而两洲分矣。自苏衣士入新开河,北行二百六十里,可一日程,而得波塞。波塞临地中海,昔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至条支,临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以海水广大止之,盖即此海也。

又自波塞正西行约二千八百十四里,可四日程,而得毛儿达岛。岛形如臼,犬牙曲抱,为英国修泊战船处,地中海第一重镇也。街市整齐壮丽,视波塞迥殊。又自毛儿达西行约二千九百四十三里,可四日程,而得支布洛陀,绾毂大西洋之口。观所谓山炮台者,环山穿石为隧道,凡三重,设炮门,置炮五百余尊,高处距海面一千四百尺,仰望若蜂窠然。自此出大西洋,折而北行,沿葡萄亚、法兰西境约三千四百五十三里,可五日程,而得扫司阿母敦。扫司者,英语南方之谓。阿母敦,则其码头也。

盖自新加坡以西、波塞以东,相望万余里间,无城郭大都之会,其人民颇有夷狄之风焉。至亚丁,而贫陋极矣。红海之中,山皆童赤无草木,至或终年不雨。人事地利无足尚者,尽波塞而止。至毛儿达,而异境特开,西洋局面见矣。又自扫司阿母敦登陆,乘火轮车行二百一十五里而抵伦敦,时十二月八日也。总五十一日,凡行三万一千七百十四里,皆以英之买尔折计,每买尔当中国三里云。使英三等参赞黎庶昌记。

(选自贾植芳.中国近代散文精粹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137~1138)

 

白雷登海口避暑记                    

薛福成

英伦四面环海,水气和而得中,无严寒亦无盛暑。然邦人士之贵富者,咸以避寒暑远徒,一岁中恒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后。当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旷,去邑适野,舍业以游,西人名之曰“换气”。盖都会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则气浊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节宣之,则气清体健而百病却。此于养生要术研之颇精,意不专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

癸巳七月之杪,余从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为巨绅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气养人躯体,尤善于效垌清气也。白雷登在伦敦西南三百余里,乘火轮车约熟五斗米顷即至。邦人士营此胜区,罔惜财力,岁异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阳,有幽园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旧二堤,以待游者涵濡海气。岸高也,则有升车以省纡绕;波平也,则有小舟以恣荡漾。海岸上中下三层,俱罗花木,可步可坐,可那纳凉焉。

余初来此,神气洒然,如鸟脱樊笼而翔云霄之表。所居高楼,俯瞰海漘。夜卧人静,洪涛訇豗,震耳荡胸,涤我尘虑。少焉风止日出,波澜不惊。西望辽夐,想象亚墨利加大洲,如在云烟杳霭中,未尝不觉宇宙之奇宽也。于是携侣扶筇,任意所之。见有驶电气车者,夷然登之。风驰云迈,一瞬千步。制造之巧,愈于火轮。数百年后,其将行之我中国乎?俄而下车,步往长堤,听西人奏乐。披襟以当海风,或遥睇水澨,而羡鸥鸟之忘机;或旁眄钓徒,而悯众鱼之贪饵。于斯之际,蠲烦涤器,心旷神愉,窃意世间所称神仙者之乐,不是过也。晷移意倦,浩歌以归。归而倚枕高卧,亦得佳趣。梦中如游邃古之世。既觉,偶睎窗外,海景奇丽,皓曜万里,恍睹金碧世界。盖日将西匿,倒景入海也。无何,螟色已至。秉烛朗诵杜子美诗十余首,以畅余气。如是者旬余始返。其诸所访名迹,尚多不尽记。

余自春初期满未归,羁怀侘傺,悄焉寡欢。今而知天与人以自得之趣,随地可以领会,初无遐迩之别也。夫诚默体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将焉往而不乐哉?

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记。

(选自贾植芳.中国近代散文精粹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145~1146)

 

《轩亭冤》(节选)                    

萧山湘灵子

叙    事

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秋瑾乎!秋瑾乎!中国规复女权第一女豪杰。

秋瑾字璿卿,又字瑜娘,自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山阴县人也。幼受家庭教育,及笄    博通经史,能诗能文,尝以法国女豪玛利侬自比。每演说,议论风生,有旁若无人之概。与同里徐、沈、陈三女为莫逆交。年十九,与王郎结婚,生一子一女。自庚子乱后,窜身于凄风苦雨中,以规复女权为已任。凡一切书籍报章靡不披览,以此洞明中国衰弱之原因,而受欧美之风潮鼓荡亦渐深。于是开会演说,唱自由,讲平权,一跃而为热心爱国之女豪。

甲辰夏,决意游学日本,典钗质钏,窘迫万状,孑身走东瀛。长途触暑,病莫能支。既之东,复因水土不服,抱病月余。乙巳春,与志士卢某(即虬髯客)、女士徐某创设青年学会,赞成者颇众。丙午秋东归,过沪,创《女报》,嗣因经费不足,中止。已而闻母丧归里,旋膺明道女学校之聘为教员。未几,在仓桥诸暨册局创设体育会,外省报名者踵至。此女士平生最得意事也。统观女士一生行事,夫岂柔弱之男儿所可同日语哉!抱不可一世之气概,雄姿豪骨,视人间无复有艰难事,其气足以薄风云,其勇足以惊天地,其义足以格鬼神,其事业刺激于多数汉族之脑中。

丁未夏,徐生之狱起于皖,浙省大吏指秋瑾为同党,下令逮捕。法官以种种伪证,诬陷秋瑾,而秋瑾含冤不白,竟授首于轩亭口。红颜错杀,呼告徒劳;黑狱酿成,平反莫望。呜呼冤哉!以热心爱国之女豪,竟断送于野蛮官吏之手,天地为汝震怒,山川为汝崩裂,国民为汝饮血,一抔黄土,侠骨长埋,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湘灵子曰:吾对于绍城冤狱,而觉有千万不可思议之感想,横梗于胸中,使吾怨,使吾怒,使吾歌,使吾舞,使吾惧,使吾哀,噫吁嘻,奇哉!眇眇一女子,何令吾惊心动魄一至于此也!将赋诗以寄恨耶?而恨已寄无可寄。将著论以辨诬耶?而诬亦辨不及辨。将作传以写怨耶?而怨实写不胜写。然则将奈何?无已,请谱之传奇。

传奇有益于女士耶?吾不得而知也。传奇有损于女士耶?吾不得而知也。吾谱《轩亭冤》,恍若有眉轩轩、目炯炯、风致绝世、神光逼之之秋瑾灵魂侍立吾侧,哀泪滂沱。吾热血喷涌,吾于是一投笔东向望越城,乃沉沉焉,睊睊焉,志其里居,详其姓氏,叙其遗事,述其冤情。合古今未有之壮剧、怪剧、悲剧、惨剧,迭演于舞台,以激励我二百兆柔弱女同胞。

(选自张庚,黄菊盛.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1.上海:上海书店,1996,506~507)

 

二、理论批评资料

 

《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节选)           

郭延礼

    `文学传播是文学赖以走向读者的基本途径,也是文学作品得以显示其意义、发挥审美术功能的中介和桥梁,是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如果我们把作家书写和读者阅读视为现代社会大生产中的“生产”与“消费”,那么二者之间的中介就是文学传播,它直接制约着文学的发展。

在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主要靠作者的手抄和手工印刷,传播时空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在古代,文学基本上是封建贵族阶级和少数骚人墨客的特权,劳动人民是无从参与的。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传播媒介中,除去书籍外,又增添了一个大众化的媒体,那就是报刊。

近代报刊的出现改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手段,它成为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主要载体之一。这种载体不仅传播迅速,而且又具有大众化、平民化和花费少的特点,特别受到近代日益增长的都市、城镇市民读者的欢迎。

报刊既在城市中造就了一个稳固的消费和受众群体,反过来它又促进了近代小说的繁荣。与此同时,近代报刊的出现也培育了一批职业报人和报人小说家,新的媒体为他们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文阔的传播阵地。在近代不仅文艺性报刊刊登文学作品,非文艺性的一般报刊也刊登文学作品。为适应日益增多的近代报刊的生存需求,进一步扩大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稿源,二十世纪初稿酬制度应运而生。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小说》第一次明确规定为小说和戏剧作品(包括创作与翻译)付酬,而一般诗词等作品不付酬。随之,《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以及一些出版社也实行稿酬制(开始付酬主要限于原创与翻译的小说、戏剧)

稿酬制度的出现,一方面刺激了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报人小说家向职业作家的过渡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于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就在稿酬制度的催生下出现了。

(选自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419~420)

 

《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节选)                 

李良荣

十九世纪初,诞生了第一批近代中文报纸(所谓世界最早的报纸即中国古代“邸报” “京报,仅止于刊载上谕、宫门抄、大臣奏折,并没有自己的新闻、言论)。中国的文坛不可能准备好一套报纸文体与之相适应。报纸不得不从中国古典文学的仓库里借用适合于自己的文体。

报纸是一种新颖的运载工具,有其独特的规律,它要迅速、多方面、准确地反映现实。中国的古典文学尽管丰富多彩,却难以胜任这一新要求。于是,报纸上的文体不断遵循报纸的特殊要求进行变革。一面吮吸古典文学的营养,一面逐渐地突破旧文学的藩篱。一种全新的报纸文体不时在报上展现,开始时廖若晨星,越到后来出现得越频繁,和旧文学相分离的步伐越来越快。

和以后的各个时期相比,这时期,即在近代中文报纸诞生后的八十年间,文体的变革是缓慢的,探索是不自觉的,因为读者和办报人并没有变革的自觉要求。这个时期的报纸都是综合性的,读者对象包括所有识字的人:官吏、商贾、各类文人以及粗通文墨的市民。这批人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习惯于旧文学的表现形式。这个时期的报纸,基本上是外国人所办,为扩大销路、扩大影响,它们必须投读者所好,采用那时人们所熟悉的形式。因此,尽管西方的报纸已有独立的报纸文体,但报纸一旦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其文体就不能不改变为中国的面貌。

当然,读者和办报人没有变革的自觉要求,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决定的。

从古典文学起步沿着适应报纸特点的方向逐步变革,但变革得很缓慢,基本上还未摆脱旧文学的窠臼。这就是八十年间我国报纸文体的概貌。

(选自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2)

 

 

 

 



[①]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9

 

[②] 穆青著.新闻工作散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168

[③] 摘自“穆青寄语同行——勿忘人民”,《北京青年报》2001.11.7

[④] 方延明.新闻文学外围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300

[⑤] 文汇报.1993.11.1

 

[⑥]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7,12

[⑦] 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7

[⑧] 彭家发.传播研究补白.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13

 

[⑨] 白居易.石壕吏.载萧涤非等撰.唐诗鉴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83

[⑩]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17

[?]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21

[?]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10

[?]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17

[?]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21

[?] “定庵先生年谱”,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625

[?] 转引自胡殷.新闻文学与写作.香港:香港明德文化服务社,1979,76

[?] 转引自罗大胜.报纸副刊探析.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12

[?] 胡殷.新闻文学与写作.香港:香港明德文化服务社,1979,75

[?] 胡殷.新闻文学与写作.香港:香港明德文化服务社,1979,80

[?] 罗大胜.报纸副刊探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9

[21] 于平.明清小说外围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82

[22]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32

[23]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34

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91,363

 

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1,183~189

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1,183~189

③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1,7

 

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1,51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100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长沙:岳麓书社,1985,642

 

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1,497

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二.上海:上海书店,1992,67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1~7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1~72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转引自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80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94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305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24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24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125

颜琳,於可训.报刊的出现与连载小说的兴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1.11 ,23~24

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7

张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70~71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322

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415~416

谢灼华.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208

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0

李白坚.中国出版文化概观.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166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572

谢灼华.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188

谢灼华.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199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3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3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9

刘海贵,尹德刚.新闻采访写作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143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6~18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6~18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53

谷长岭.中华文化通志·新闻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7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53

阿英.晚清小报录.选自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19

刘海贵,尹德刚.新闻采访写作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219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7~8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7~8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94

梁心清,李伯元等著.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1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438

颜琳,於可训.报刊的出现与连载小说的兴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1.11 ,23~24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1990

文汇报.2002.07.04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1736~1738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1161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290

梁心清,李伯元等.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3618~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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