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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新闻文学史》—楔 子  

2008-08-26 21:18:06|  分类: 新闻文学 盖浇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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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意义的事实的报道。

文学,是以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

从新闻和文学的定义看来,好像它们是互不相干的意识形态的两个不同领域,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各守其成的两种学问。那么,他们是怎么在本书中联了姻,接了亲,仿佛成了“在天比翼鸟”“在地连理枝”了呢?

其实,新闻和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非但如此,他们还有着比较大的内在联系和比较接近的历史渊源!

当新闻刚刚作为一个新生儿在中华封建帝国呱呱坠地时,中国人还不知道新闻写作的规矩,于是,经常将我们驾轻就熟的古典文学本领用到新闻写作上,举个例子,就新闻标题来说,就有什么“上林春色”、“禁苑秋声”、“西湖槕歌”、“鹤楼留韵”等骈体文句子,又有如“林黛玉择期开市,曹梦兰被逼关门”、“赵秃子赶车说鬼话,王姑爷放赈冒官亲”等章回小说式的对偶标题。在今天看来,真是古朴而新鲜,老成而稚气。在此,老成持重的中国古典文学和乳臭未干的中国新闻终于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此后,新闻逐年长大,不久,就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襁褓中独立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理论和风格。然而,母乳的基因却总是在起着某种遗传作用。于是,在中国新闻发展的道路上,总少不了拖着一条长长的中国文学的影子。

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文化的互相接近、靠拢和影响。

在中国,最早的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却是外国人主持的,他们一般都要请一些“秉笔华士”作为翻译。于是,这些华人就成了最早运用中国文学知识表达外国人新闻思想的先锋。

虽然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带有文学白话化的内容。但是,开其风气之先的却是19世纪新闻纸上的文章。1897年11月第一份白话报纸《演义白话报》的创刊号《白话报小引》就声言:“……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而在1897年的《苏报》上,裘廷梁却明确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激烈主张。(一说1898年)此后,那些振聋发聩的语言革命的新声如陈独秀、胡适之乃至鲁迅的呐喊,许多都是揭橥于报端,然后再影响于社会的。看来,新闻或者说新闻纸,最先最积极地响应了文学革命的感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而迅猛的分子,投入到文学革命的统一战线中来了。

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新闻的语言和文学的语言便交相影响,互为借鉴,若即若离,各取所需,一直持续至今。

二是报纸副刊的出现,成了文学作品和新闻报纸百年好合在形式上的保证。

出现于中国19世纪末的“报屁股”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各种报纸副刊,简直成了新闻界对中国文学早期关怀的感恩与报答。自从有了报纸副刊之后,中国文学开始找到了一种最新、最快、最完美的发表形式。报纸副刊,使得文学变得和新闻一样,具有了第一时间安营扎寨、渗透流传、影响舆论的可能。一旦副刊出现,文学和新闻就真的成了已经难分你我的“联体婴儿”了。有人总结说,副刊的发生发展,自始至终与与文艺运动血肉相关:副刊的传播形式促进了文学体裁特别是传统散文文学体裁的演化与发展;广泛而经常的副刊文艺批评,还影响或者左右了文学运动的进程,确实有道理。[1]

三是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闻史中都有一种不可忽略的现象,一大批推进文学变革的著名文学家如王滔、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严复、吴趼人、李伯元、欧阳金巨元,以及后来的许多南社作家等,同时又是最早最有影响的报刊创办人、主笔和作家。

在他们那里,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成了“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姐妹,这给新闻和文学的联姻造成了怎样“相亲相爱”的局面,是怎么理解都不过分的。“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或者作者队伍,使得新闻和文学在创作思想上和表现形式上互相借鉴,相得益彰。

然而兄弟再好,也要有分家立业的时候。随着20世纪的到来,新闻越来越变得独立、健康与老成,也越来越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概念和队伍。新闻和文学一样,开始谱写属于自己的“史”、“论”篇章,于是,各自成家立业、繁衍子孙。

但是即使如此,直到20世纪中下叶,还是有得益于文学功底的老记者、老作家们为新闻的文学意味而牵肠挂肚,他们是中国著名记者穆青先生和一些为中国新闻事业而努力的新闻工作者们。

为了使新闻写得更具有可读性,早在1963年,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穆青就率先提出了“新闻散文化”的问题。1982年,他在《新闻改革的一点设想》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写道:“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革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并且指出“新闻报道要注意文采。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报道不仅内容是健康的、积极的,而且语言文字,表现形式也是新颖的,也是美的。”[2]

在语言的运用上。穆青认为群众的语言最鲜活,能用群众的语言就不要用死气沉沉的套话,能用动词就不要用形容词。譬如,植树劳模马永顺说:“我整天和大树摔跤。”工人评说赵占魁道:“老赵是从火里炼出来的。”孙钊苦干的目的是将石头山变成“馒头山”。王进喜不相信“石油只埋在外国地底下”。吴吉昌反问:“我能空手见总理吗?”潘从正比喻:“人也是一棵树,也应该多结果。”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书阎建章想明白了:“共产党是从穷人堆里出来的,但共产党不姓穷。如果我们不能让群众富起来,要共产党干什么!……”[3]

不可否认,穆青从群众中搜集来的这些语言,从它们的生动、夸张、形象、幽默、机智、深情上来看,确实已经就是文学的语言了——文学,本来就生存于人民的生活中和口头上,你一旦与人民有了感情,用了人民的语言,那文学语言的意味或者说语言文学的腔调,也就油然而生了——“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萧”!也许,提倡新闻向文学学习,其本质上正是带有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感情与意义?

几年前,方延明先生在他的《新闻文化外围论》中也指出:“新闻作品也可以说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分支,至少是在写作的基本要求方面。”[4]

关于新闻和文学的关系,最妙的是一个意大利女记者兼作家的话,她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回答道:“我是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你知道杰克·伦敦吗?他在日俄战争中去作过报道,对伦敦穷困人的生活也采访过……英国作家吉卜林,在印度也作了许多报道,今天来读也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很新鲜。还有海明威在西班牙战争中所作的报道,也是杰出的,了不起的。为什么人们喜欢读?因为它们都是作家的作品,文学的作品。”[5]

看来,新闻为了更好地报道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是不得不借鉴于文学的语言、修辞、逻辑以及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方式,从而更富于人情味地、趣味、生动地反映社会、服务社会的。

在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闻和新闻的观念是伴随着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纸的时候,也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的。然而,“新闻”一词却在此之前就有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中,曹雪芹几次提到“新闻”,并且对“新闻”的理解也跟现代观念比较接近:

 

……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赔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

……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当下烘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6]

 

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7]

 

《红楼梦》中的“新闻”,表示的也是一种奇怪的、特殊的、不合情理的、“人咬狗”的事件,和我们今天对新闻的理解有部分重合的地方。

以上,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新闻词汇,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用文学作品直接表现新闻、记录新闻事件的情况呢?倒是也有。

新闻是客观的存在。在社会上,时刻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只是由于中国古代还没有专门以报纸为载体的新闻(虽然从明代开始已经有了“邸报”,但是“邸报”并不具备现代报纸的新闻意义),所以不可能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倒金字塔”结构和明确新闻意义的“新闻报道”出现。

但是,在中国古代丰富复杂的封建社会中,决非没有新闻,也并非没有人以朴素的观念发现新闻、记录新闻和自发地写作新闻。中国古代的新闻作品,在我们古代许多文豪诗友、迁客骚人的笔下,在诸多史书、笔记、小品和书牍中,都是有着比较明确的甚至比较快速的反映的。

对此,彭家发先生在他的《传播研究补白》中作了比较多的研究,他写道:“‘新闻’一词,最早散见诸明、清章回小说,如清沈复之《浮生六记》,与曹雪芹之《红楼梦》;‘传播’一词,则见诸于明清之‘上谕’及官方文书;而据林语堂先生研究,文字报前身厥为歌谣之语言传播。揆之于文学发展史实,历代诗赋,除史诗一类外,尚可以‘归类’为流布新闻的歌谣,所在多有。” [8]

彭家发先生在书中抄录了许多历朝历代带有新闻意义的诗歌,其中有:《诗经·小雅·鹿鸣》、《曹操·嵩里行》、《蔡王炎· 悲愤诗》、《阮王禹·驾出北郭门》、《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杜甫·兵车行》、《苏东坡·吴中田妇叹》、《黄遵宪·台湾行》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比较典型而更接近于新闻的作品之一,似乎还应该包括杜甫的极为著名的《石壕吏》在内: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9]

 

读罢全诗不难发现,《石壕吏》中不但有时间:一天晚上;地点:石壕村;还有人物:老翁、老妇;事件:小吏前来捉人服役;甚至于连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急应河阳役。这不是完全符合新闻写作所要求的五个“W”吗?以至于我们都可以将此诗改写为一段新闻了:

 

抓壮丁石壕村十室九空更无壮男

 

昨夜,有小吏到石壕村某户抓壮丁服役河阳,该户主老翁逾墙逃走,结果小吏带走户主之老妇以应炊事。

据了解,该户原有三个儿子,均于日前被招戍边邺城,其中二人已战死沙场。

待老翁返回,家中已只剩媳妇婴儿矣。景象凄惨。

 

就诗歌的新闻性、时效性和真实性三个方面来看,清朝末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诗人龚自珍写的《己亥杂诗》,也有着比较近似的表现。

道光十九年(1839年)阴历四月二十三日,龚自珍离开了他蹉跎了20年的京师,辞官回乡。他备车两辆,一辆自乘,一辆装载书籍文卷,逶迤南行,回江苏的昆山羽王山今山馆安家。

一路上,龚自珍对所见、所闻,只要有所触动,即感赋七言绝句以记之,并用鸡毛笔抄录在账簿纸上,然后捏成一团,顺手投进一只废纸篓中。

五月,龚自珍来到清江浦,这是淮河与大运河的交界处。此刻,河道上行有不少运粮船,每条船约有十来个纤夫,正在步履艰难地拉船逆水而上。入夜,纤夫们那沉重的“邪许”……“邪许”……号子仍然声声传来,使龚自珍深感不安。诗情袭来,情不自禁:

 

只筹一揽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10]

                                                                               

当龚自珍南渡长江,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当时向国家交纳赋税,明文规定是每亩地三升。但是大小官吏贪污中饱,层层加码,使得农民实际上要交到一斗五、六升之强。这样,种田的农民就没有出路了,只得杀卖耕牛,外出谋生: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载禾?[11]

 

途中,龚自珍但见街市中买卖双方经常发生纠纷,经了解后发觉,当时民间使用的尺寸、升斗等度量衡器,大多长短大小不统一,对此,官府并未过问,致使市场屡屡发生混乱。龚自珍写道:

 

消息闲凭曲艺看,考工古字太丛残。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12]

 

龚自珍痛恨吸食鸦片的官僚士绅。他在诗中对这一当时已经十分普遍现象作了明确地暴露与记载:

 

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窗护阿芙蓉。[13]

 

在“砥柱镇中流”的镇江市集上,龚自珍看到人们正在道观前祭祀风神、雷神。观中道士按照当地的风俗,将准备好的“青藤纸”和“朱砂笔”递上,请龚自珍“题青词”。略加思索,龚自珍便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呼唤人才降世的绝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14]

 

比及回到昆山寓所,安家完毕,龚自珍将纸篓中的纸团一 一展视,共得“途中杂记行程,兼述旧事”[15]的绝句三百十五首,因为是己亥年所为,故总题为《己亥杂诗》。

《己亥杂诗》中的许多篇杂,或暴露时弊、或抨击腐败,或涉及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像漕运、货币、市场度量衡、禁烟、甚至是妇女缠足,都以见闻形式出现,真实记录于兹,《己亥杂诗》中的许多篇章,简直可以看作是新闻的诗歌或者诗歌的新闻。

……

由此看来,在中国新闻和中国文学的历史演进中,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倘若细细分析新闻和文学双双发展的轨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社会似乎越往近代、现代和当代发展,中国具有新闻意义的文学作品就越多。

近代有曾朴的《孽海花》、黄世仲的《五日风声》、黄遵宪的《台湾行》、《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到现代,就出现了《外交部的厨子》《京张三日旅行记》《新中国未来记》《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国的一日》、《八月的乡村》等。待到新闻和文学结合最主要的体裁——报告文学问世后,兼具两者之胜的作品更是频繁问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在当代文学史上,更出现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大雁情》等。

到了今天——20世纪末和21世纪之初,具有新闻性、真实性、时效性的文学作品不但越来越多,而且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其间再加上商业的炒作和广告的鼓吹,近年来,具有新闻意义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图书馆的一个门类和书市的一个品类而独立出来了。

与此同时,当今许多作家一旦生活积累捉襟见肘,就到新闻中寻求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于是长篇通讯、记实小说、写实小说、新闻小说等种种新兴体裁纷纷出世。由于新闻事实还具有一定的解密时间,这样,又吸引了不少作家杀出了“回马枪”,打起了“马后炮”     —— 回到历史中去搜寻当时未及报道于世的新闻材料与故事。

即使是今天的读者,也对以“虚构”为主的纯文学式样开始较少眷恋转而青睐带有记实性、真实感的新闻文学作品了。随着整个社会群体审美情趣发生的微妙变化,使得许多具有新闻意义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走俏市场,赢得出版商的赞许,从而扩大了创作和生存的空间。

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还吸引着广大的学者们和批评家们,在他们的关注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从20世纪90年代左右开始的具有新闻意义的文学热潮至今仍然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于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具有混沌和嫁接意义的名词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注目,那就是——“新闻文学”。

其实,早在1930年,就有人使用这个名词了,他叫黄天鹏,在大学为学生开设了一门名为“新闻文学概论”的课程,日后写成《新闻文学概论》一书,由上海华光书局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新闻文学”专著。

书中,他给“新闻文学”做了这样一个界定:“新闻文学之所质云者,其与普通文学不同之谓也,普通文学之价值,在视其内涵如何,而新闻文学则占见其时间之远近,一篇优美纪事,倘失其时间性,在文学上固无所损,在新闻上则失其价值。”[16]他认为新闻文学应该具备三个特点,即时间性、通俗性和趣味性。

6年之后,陈珍斡在他的《新闻文学底产生及其任务》(1936年)一文中也指出了“新闻文学”所必须具有的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客观社会真实的反映;第二,它必须被大众理解并且好;第三,它必须富于感情(具有文学语言),这样,它才有新闻和文学的价值。此外,陈珍斡还认为“新闻文学中,可分为报告体、通讯体、评论体三种。”[17]

从他们的论述中不难看到,他们概念中的“新闻文学”,大抵是具有真实性的、是具有时效性的,还是通俗趣味的;而从它的体裁上看,则应该包括报纸上经常运用的报告文学、通讯和时评等等。

此后,“新闻文学”的提法一直持续着,但是并未定与一式。

1979年,胡殷先生在他的《新闻文学与写作》(香港明德文化服务社1979年版)中旧事重提,他写道:

 

新闻文学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但一般人在感觉上,对它是不会太过陌生的,因为很多文学家,都是新闻记者出身,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先在报纸上发表。如: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丹尼尔·狄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显克微支的《火与剑》、《洪水》、约翰·海尔赛的《阿丹诺之钟》、《广岛被炸记》、海明威的《战地春梦》、《老人与海》、马克·吐温的《天才的跳蛙》、萧伯纳的《约翰牛的另一个岛》、《武器与人》。我国的林白水、邵飘萍、黄远生、梁启超、于右任、周树人……等,都是出身于新闻界或因新闻写作而闻名。因此,如果说新闻文学是同时从“文学”和“新闻学”中脱胎而来,大概不会收到坚强反对。

……[18]

 

关于新闻文学的范畴,胡殷先生还写道:

 

新闻文学的范畴,有着若干不同的看法,美国一般大学,“新闻文学”一科,往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一种是“新闻的文学”,以研讨新闻写作的理论与实际为主。另一种则可称为“新闻的文献”,以研讨在新闻学范围内的重要著作为主。

台湾政治大学,开有“新闻文献”一课,新闻系中,则开设“新闻文学”,可见两者是各有其应属的。有人认为:“新闻文学”即“新闻写作”而“新闻写作”应包括于“新闻文学”之中。……

……新闻文学的范围应从新闻的广义言,即不仅指纯新闻的传播,并应包括一切有关新闻的评论报道,亦即特写、专访、专栏、通讯、评介、花絮……等都应包括在内。[19]

 

由胡殷先生的介绍,我们看到,在许多人的眼中,“新闻文学”还只是一种具有写作探究意味的课程,只是认为新闻写作应该更具有文学色彩罢了。而将“新闻文学”看成是一种写作手法的观点,仍然是在新闻的概念的范畴之内,并没有构成一种新的文学观念。

事情到了20世纪80年代。根据罗大胜先生在《报纸副刊探悉》一书的“浅论新闻文学”一章的记载,在1986年《贵阳晚报》创刊时,也曾经明确地倡导过“新闻文学”这一新闻与文学交叉的边缘文体。他写道:

 

记得1986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在承德召开年会,部分报纸副刊部的同志发起了关于提倡新闻文学的讨论。……这次研究之后不久,首都《新闻学刊》从1987年第一期开始又发起了关于新闻文学的学术讨论。在为期一年的讨论中,许多专家、学者、老新闻工作者和副刊同仁就新闻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和外延、新闻与文学联姻、文体界定、写作方法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精辟的见解。……它的出现,使报纸副刊版面有机地与新闻接轨,使报纸副刊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新颖,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因为新闻文学的特征一是具有新闻的典型性,二是具有写作的形象性,三是具有思想的可感性。它的出现,标志着报纸副刊的一种创新和突破,不仅如此,还将带动整个新闻的改革,后来,“新闻文学”这一辞条被正式列入中国科学院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新词典》之中。[20]

 

罗大胜先生的文章谈到了“新闻文学”和报纸副刊的关系,给新闻文学又打开了一扇大门。但其概念内涵,大概也还是一种使新闻写得可读性更强一点、更有文学意味一点的意思。

但是,于平先生在她的《明清小说外围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孽海花》——晚清的新闻小说”一章中,却表达了对“新闻文学”的新的理解,将“新闻文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文学概念了。她写道:

 

应该说,小说自诞生那一天起就与新闻有着不解之缘。世说新语搜集的是“世事”;唐传奇的素材取之于软新闻;到了宋代,话本兴起时,涉及时事的作品已不在少数。然而,宋元话本不能算作新闻小说,因为它的传播仅仅是公众传播,不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受众进行信息传递,时效性也不强。对于受众与其说之获得了信息,不如说是得到消遣娱乐。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小说萌生于晚明,昌盛于晚清。反映晚清政治、文化生活的长篇小说《孽海花》搜罗了“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道出主旨:“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线索……专把些有趣的轶事来烘托出世事的背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清末同治初到甲午战争这三十年间的社会面貌。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有所影射,有的甚至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连姓名都没有改动。所以,我们可以言之凿凿地说它是一部真正的“新闻小说”。

   ……

什么是新闻?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小说是新闻与小说的混合体。所以称之为新闻小说。新闻与历史很难截然分清。今日的新闻,即明日的历史。因此,新闻小说应纳入历史小说的范畴之内。但新闻小说与一般的历史小说又有明显的区别。新闻小说的题材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它的创作时间极短,出版速度极快。一般的历史小说不具备这些特点。所以,新闻小说只能是历史小说中的一个品类。

    从晚明开始,新闻小说以其崭新的内容、传统的形式,正式立足于中国古典小说之林。由于邸报发行量小,所传播的对象限于官僚士绅,当时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被封锁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而彼时,市民阶层已经壮大,作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有他们自身的社会需求。因此他们的通俗小说中就有了滋生的土壤。这些小说由于其真实性接近新闻,与今天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实是一种文体。封建时代的报纸非大众传播媒介,不是为群众服务的,不可能起到引导舆论及教育群众。而小说读者面大的多,能借助说话人的“说话”,传播给市民。一些识字无多的市民也能阅读。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通俗小说常常以社会热点新闻为题材进行创作,替代报纸起到了引导舆论、发动群众的作用。例如:明末的《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均刊于崇祯元年。魏忠贤于天启七年十一月自缢,《警世阴阳梦》从成书到出版在七个月内就完成了。这种写书、出书的速度,不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绝无仅有,即使与当代的书籍出版周期相比,也算是极快的了,简直是“抢新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很明显,这是由小说的特殊内容决定的。因为,出版时间越迟,新闻价值也就越小。新闻变成路人皆知的旧闻,书贾当然不希望这样。于是,中国古典小说出版史上就出现了奇迹。这样及时地报道新闻,对于一些地方官吏也是一件好事。当时,并没有印刷邸报:“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之前,只是写本”。一份邸报,从用人抄录到送往各地,这个周期是不会很短的。有时,地方官吏甚至看不到邸报。王世贞作《鸣凤记》,“词初出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可见,王世贞见到了邸报,而知县倒反而不能见到。因此,当时新闻小说提供的新闻,确实是很新的。

邸报由谕旨、奏折汇编而成,用的是文言文。新闻小说主要是通过章回说部这一载体来传播其内容的。它虽杂有许多浅近文言,但毕竟掺入了大量的白话。章回说部以市民阶层为主要读者群。市民是当时最需获得新闻的阶层之一。邸报文字古奥,非通儒夙学,很难读懂。通过阅读通俗小说,既能了解新闻,又能欣赏艺术,满足了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群的需要,当然是市民阶层乐于接受的。这样,终至形成了数量广大的受众群和新闻传播的市场。[21]

   

在此,“新闻文学”已经不是通常以为的在新闻中加上文学的浇头或者作料的意义,也不单是使新闻写得好看一些的意思,而是确切的一种“新闻的”“文学”品类了。

但是,对“新闻文学”做比较全面的论述,而且将“新闻文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纯文学现象之外的,则是最近出版的冯并先生的著作《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冯并在此书的第一章“副刊概论”中,专辟“关于‘新闻文学’”一节,比较明确地定义了“新闻文学”和“新闻文学”的主要载体。冯并先生认为,“新闻文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的涵义有三种:

 

一种看法,把“新闻文学”等同于报纸文字,所谓“评论记事部分遂成为一种特殊文学,在文学中流为新兴三别支,就此别支而研究之,以致用于新闻纸上,是名之曰‘新闻文学’”(黄天鹏《新闻文学导论》)在他们看来,“新闻文学之势力,超过一切文学,”应该包括评论、记事、“余兴文学”(即副刊文学)乃至“广告文学”。他们还认为,新闻文学的特征是“时间性”、“通俗性”、“趣味性”,“以此三种物质为基础,而成为独创一格之文学。”

第二种看法虽然同样将新闻文学区别于“纯文学”,但又将它限定在“文学”范围内,认为新闻文学或“新闻文艺”是一种和新闻相配合的文学作品,内容是写实的,形式是文艺的,描写社会中某一事件发展中的人、时、地的正确情景,而这事件应该和大众的社会环境并不分离(中美日报读讯会实用新闻学讲义之七《新闻文艺作法》)。他们认为新闻文学应该包括特写、报告文学、文艺通讯、报纸连载小说和“新闻小说”。“新闻小说”是由中美日报副刊《集纳》首倡的,一度风行于30年代,以所谓“国难小说”为代表,从报章的新闻栏里选取一个有意义的题材,用小说的形式写出(张叶舟《报告文学与作的技巧》)。有人还把外国报纸的“特别作品”引为新闻文学的同类;谓之“特别作品者,举凡无时间性,或不重要之事物,经作者以精巧之、灵活之句、条理写出,以愉读者之作品之总称也”(苏克良《特别作品》,燕京大学新闻系刊行《新闻学研究》)。包括了特别兴趣新闻(特稿、专访)、戏剧音乐文学评论、滑稽小品和小说等。

第三种看法以张恨水为代表,认为新闻文艺可分作两大类,“甲副刊类,乙杂俎类”。换句话说,举凡克类副刊或曰文艺版上发表的各种文艺性作品都属于新闻文艺。包括:(一)小品、(二)闲话、(三)笔记、(四)游记、(五)影评、(六)戏评、(七)诗词话、(八)诗及词文体小品、(九)一般之文艺批评、(十)中外珍闻、(十一)科学趣谈、(十二)滑稽文学、(十三)插画、(十四)铜版、(十五)问答通信、(十六)长篇小说其间最主要的是小评(杂文)和小说。[22]

 

对于以上“新闻文学”的三类观点,冯并先生认为第一种看法失之浮泛,第二种看法着眼于报纸上的文学现象,失之过窄,第三种看法则只注重了副刊文字。所以概念大多模糊不清。这样,冯并先生对此做了一个理论性的概括: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闻文学呢?首先,凡是内容或形式适应于报纸及其副刊的文学形式、文学作品都可以归为新闻文学。大体分作两类:甲类,与新闻有本质的共同点,坚持新闻的真实性,这就是各种形式的报告文学。乙类,与报纸更多形式上的联系,比如文艺杂文,长篇连载、笔记小品等等。无论是甲类或者乙类,都和报纸以及新闻有特定的关系,甚至可以讲,离开了报纸,它们既不会演化发生,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其次,新闻文学对于新闻性和通俗性的要求,比一般文学来得更严格一些。……[23]

 

概念总是在开掘中完善,理论总是在辨别中充实,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在不断的对他人理论的阐释和研究中得到理解和进步。在阅读了中国历史上车载斗量的具有极大新闻意义的文学作品之后,在浏览了学者们对于“新闻文学”的各种论述后,确乎感到有一种“新闻文学”的存在,有将她从纯文学中或者新闻学中剥离出来、独立出来进行研究的必要。

而要对“新闻文学”进行单独的研究,为她做一个带有“传记”性质的“长编”,或者说“编年”,或者说“大事记”,或者说“简要历史”,是再重要不过的先期工作了。因为只有这样,后来的研究者对“新闻文学”的成长过程才有一个从头至尾的纵览,才有一个统观全局的感觉,才能够看到这个新生儿的全貌,才有可能对其进行添加、弥补、充实、考订、批评或者甚至是批判乃至否定!

正是在这样的初衷下,我们不揣浅陋,开始了眼下这本《中国新闻文学史》的撰述。

“新闻文学”确实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门类。而在为其作“传”的过程中,对她也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如果我们将具有新闻性的、在创作发表上时效性比较强的、具有比较确凿的真实性的、带有舆论导向性质的、大多以新闻报刊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称为“新闻文学”,那么,本书则将从这个角度收集一定数量的“新闻文学”作品和作家,比照彼时彼地的时代背景,观察作品和作家产生的前因后果,将这些“新闻文学”的史实加以编撰和连缀,梳理和辩证……于是,一条比较完整的“中国新闻文学”发展的曲折而绵长的河流,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在撰写“中国新闻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以下三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1)“新闻文学”是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发达的产物,虽然早在晚明就有了“新闻文学”的萌芽,但是她的正式诞生却是在中国新闻事业问世的19世纪中叶,所以她的生长和繁茂总是和中国新闻出版社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的成长过程总也伴随着宣传意识、大众传播以及广告效应。

(2)因为文学和新闻的联姻,使得新闻的宣传效应渗透到了“新闻文学”的血脉之中。又因为宣传一直是政治的伴娘,所以“新闻文学”和“中国新闻文学史”总是和中国的政治进程密切相关,“中国新闻文学史”的每一条线索几乎都与中国的政治状况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3)新闻体裁中的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因为本身就是具有文学性的新闻作品,所以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中国新闻文学史”的承载范围。另外由于副刊文章的时效要求和新闻笔法,一些笔记、随笔、小品也与“新闻文学”有着一定的瓜葛,因此也成了“新闻文学史”搜寻的对象。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闻史”的背景下开辟出“中国新闻文学史”的意义,也概括为如下三点。

(1)无论在“中国近代文学”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新闻报纸和文学永远有着不解之缘,其中大多数作家都与新闻报纸发生过密切的关系,有的作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副刊编辑和作家。因此,“中国新闻文学史”的研究,有利于为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打开另一条研究的“通道”:研究作家创作风格怎样受制于报纸新闻传播习惯的“通道”和研究作品在怎样的情况下传播给读者的“通道”;

(2)在新闻和文学长大成人、自立门户后的许多年来,新闻历史的研究,有可能忽视了其中文学家的参与;而文学历史的研究,也有可能遗漏了新闻记者的功绩。“中国新闻文学史”的建立,为新闻学和文学、新闻史和文学史之间搭建了一座互相沟通、互为影响、互通有无的桥梁,将更便于两者之间的交通来往;

(3)和我们的丰富的文学实践相比,现行的文学史勾画的天地似乎比较狭窄,漏评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与作家不在少数。“中国新闻文学史”有可能对新闻界的人物作文学性的评介,这对审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作家的构成群体、确认各类作家的综合性贡献,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以上,算是本书简短的开篇。下面,就让我们掀开“中国新闻文学史”的壮丽篇章吧!



[1]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9

 

[2] 穆青著.新闻工作散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168

[3] 摘自“穆青寄语同行——勿忘人民”,《北京青年报》2001.11.7

[4] 方延明.新闻文学外围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300

[5] 文汇报.1993.11.1

 

[6]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7,12

[7] 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7

[8] 彭家发.传播研究补白.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13

 

[9] 白居易.石壕吏.载萧涤非等撰.唐诗鉴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83

[10]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17

[11]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21

[12]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10

[13]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17

[1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21

[15] “定庵先生年谱”,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625

[16] 转引自胡殷.新闻文学与写作.香港:香港明德文化服务社,1979,76

[17] 转引自罗大胜.报纸副刊探析.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12

[18] 胡殷.新闻文学与写作.香港:香港明德文化服务社,1979,75

[19] 胡殷.新闻文学与写作.香港:香港明德文化服务社,1979,80

[20] 罗大胜.报纸副刊探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9

[21] 于平.明清小说外围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82

[22]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32

[23]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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