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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第二章 中国新闻文学的早期形态  

2008-08-26 21:09:27|  分类: 新闻文学 盖浇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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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文学的母亲,而这位母亲此刻还是一个二八的娇娃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新闻文学的父亲,他已经是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了。中国新闻文学汲取着母亲的清新乳汁,偎依着大树的魁伟身姿,遵循着父母留下的基因,迅速成长。

近代新闻观念改变了传统的写作宗旨,使文学向着“通民情”、“达民意”、“开民智”、“新民德”的方向发展,使作家们改变了传统的角色,向“庶人”的喉舌、“民意”的代表作角色的转换。与此同时,传统的古典文学又营养着新闻写作的种种表现手段,使之变得更为符合国人的口味,获得国人的认同。于是,在本时期,新闻文学的雏形-——实录文学出现了。

此外,在19世纪末,还兴起了一股文艺小报的热潮。虽然这些小报都以消闲和游戏为宗旨,但并不防碍那些有着强烈爱国情结的编辑们在游戏的旗帜下对现实进行的文学摹写。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在文艺小报身上看到新闻文学的隐约身影。

诞生于19世纪末的报纸副刊,经历了由“报屁股”到报纸不可或缺的左右手的过程。它使新闻文学开始有了一种固定的栖身之所,从而可以独立成长而无所忧虑。

 

第一节   实录文学的新闻文学意义

 

19世纪前后的中国新闻文学早期形态,以谴责小说、黑幕小说、时事小说等实录文学为代表。它们强烈参与现实的意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舆论起到了监督作用,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反映了当时纷纭复杂的社会状况。

清末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思想解放运动,如庚子事变、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立宪运动、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问题、反迷信运动等等,在实录文学中几乎都有记载,几乎都有专门的小说进行叙述。

这确乎是中国近代新闻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学作品掺和着新闻报道,反映着重大事件,承担起新闻报道的职能,而新闻报道却弱化到为文学提供素材。这种角色的错位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结果,然而却意外地促成了新闻文学的成长。

其实实录小说从兴起之始,就被赋予了与报纸同等的使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实录小说是近代报刊的派生物。

“百日维新”失败后,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改良派们希望借助报业宣传变法思想,而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小说的宣传功能上,试图通过小说这种通俗易懂、便于大众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变革观点,于是,新闻文学就被赋予强烈的政治使命。

谴责小说是1900年前后涌现出的一批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社会时弊、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小说的综括,鲁迅称之为:“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李伯元的《官场现行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的影响为最,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这些谴责小说思想倾向不同,艺术高下参差,但在“揭发”、“弊恶”、“纠弹”、“时弊”方面,却具备着明显的新闻作用。这些作品嬉笑怒骂、谴责讽刺、笔墨生动、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社会新闻画卷,为后人提供了比历史记载详实得多也真实得多的社会史料,成为早期新闻文学的代表作。

李宝嘉(1867∽1906年),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26岁中秀才。幼时丧父,在伯父的抚养下长大。他的伯父在山东当过知州、知府,因此李宝嘉从小对官场的种种内幕非常熟悉。在写作《官场现行记》时,所描写官场丑态的材料,几乎都是他耳闻目睹。

《官场现形记》是近代第一部谴责小说,它集中暴露和谴责了清末官场的腐败与丑恶。作者以实录的笔法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社会触目惊心的官场丑态。

早在1903年,就已经有人对此书的实录性和史料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官场久为全球各国不齿于人类,而若辈穷奇混沌,跳舞拍张,方且谓行莫予泥,令莫予违,一若俾睨自得业者。”却可以使其,“咸毕现于菩提镜中”,“存于万世之下,安知不做今日之《春秋》观”。

胡适也称《官场现行记》为大清官国活动写真,“替中国制度史留下无数绝好的材料”,其新闻性不言而喻。

书中展现了清末官场的种种丑态,例如,大官小官不顾人民死活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买官卖官非常普遍;在钱权交易下,官场变成了商场,只要有钱,哪怕是土匪、流氓,就算是尚在娘胎里的孩子也可以当官。一个钱字,撕去官场伪善的面纱。

李伯元以犀利的文笔,对封建官僚们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诙谐的嘲谑。在他的笔下,从军机大臣,到总督、巡抚,从提督、道台,到知县、典史,虽然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无不嗜钱如命,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利钱最好”。他们克扣军饷、吞没赈款、贩卖人口、无所不为。有的甚至借假做生日,虚办喜事来捞取财礼。

尤为无耻的是他们还要把自己打扮成“爱民如子”“廉洁奉公”的父母官。强迫下属送什么“万民伞”为他们遮丑。如江山县钱知县,上任前穷得儿子到了三十多岁还没有娶媳妇,上任仅一年就满载而归。光是红衣皮箱就有五十多个,连奶妈们也一个个戴上了金耳坠子,离任时又强迫地方送了他好几把“万民伞”,说什么“老爷是清官,不要钱。”

  有趣的是,这些平时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见了洋人可就是另一番模样了,要么一听见洋人两个字就吓得面无人色;海洲通判到了洋人的军舰上竟然紧张得浑身无力,要人抬着他上去;要么对洋人奴颜卑膝,那位海洲通判:“跪在地上双手高捧履历,口拉长腔,报着自己的官衔名字,一字不遗,在那里跪接大人。”

江南制台有明文规定,吃饭时不会客。一次正在吃饭,巡捕来报“有客”,他大发雷霆,狠狠打了巡捕一个耳刮,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巡捕急忙说,此客不是别人,而是洋人。他听了先怔了一会儿,突然又重重打了巡捕一个耳光,大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寥寥数笔,把制台大人对下属蛮横无理,对洋人巴结讨好、卑躬屈膝的丑态展现无遗。

可见,清末的社会已经腐烂在骨子里了。作者用笔给我们展示了一副残酷却真实的历史图画。

胡适对《官场现形记》曾有这样的评价:“虽然有过分的描写与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连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些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吏到黄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故《官场现形记》可算是一部社会史料。”

吴沃尧(1886∽1910年),号趼人,又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青年时期赴上海谋生,从此进入报界,先后在多家报刊任主笔。因此,他对社会的黑暗面比一般人了解更深刻。他写过多篇小说,内容多为暴露社会的阴暗,抨击封建制度的罪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为主线,全面反映了当时官场、商场、洋场、士林的现实。

书中对军界腐败的揭露入木三分。在小说二十七回中有一段描述满洲贵族子弟组成的军队练兵的场景,堪称难得的历史记载:

 

每人都用一个家人,出起队来,各人都带着家人走,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么?……每一个家人,都替他老爷带了一杆鸦片烟枪,和了那五百枝火枪,不成了一千了么?并且火枪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手里,不是拿了鹌鹑囊,便是臂了鹰。……到了操场时,他们各人先把手里的鹰安置好了,用一根铁棍儿,或插在树上,或插在墙上,把鹰站在上头,然后肯归队伍。操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望着自己的鹰,偶然那铁条儿插不稳,掉了下来,那怕操到要紧的时候,他也先把火枪撂下,先去把他那鹰弄好了,还代他理好了毛,再归到队里去。你道这操法奇么?

 

操练尚且如此,到了战场上就更不用说了。小说真实地记录了由纨绔子弟组成的清军的真面貌,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担当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书中还写到,官吏们为了升官发财,对于洋人一味地奴颜婢膝。作品写到官吏和外国人在庐山问题的交涉时,总理衙门的一员大臣给江西巡抚的信中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它吧,况且拿了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活脱脱描绘出一副丑恶的卖国嘴脸。

这些官吏在对外战争中,更是贪生怕死。十四回写中法战争时,中国兵轮仅仅看到海上有一缕烟,就疑为法舰,放水沉船,事后还谎报是仓促遇敌,以致被击沉的。

书中有许多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人评论道:“书中影托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当代名人如张文襄、张彪、盛杏荪及其继室、聂仲芳及其夫人(即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铁良、卫汝贵、洪述祖等,苟读之,不难按图而索也。”

在书中,作者看似平淡的叙述,甚至是调侃的言辞,却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愤懑。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将当时社会深处之一切黑暗现象,完全揭露出来,以警醒读者大众。

刘鹗(1857∽1909年),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出身官宦之家,性格放旷不羁,精通数学、医术、水利等等。主张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变革中国,但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理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向侵略军购国仓的粮食,救济灾民,因此获罪被流放到边疆,次年,卒于任上。

《老残游记》也是揭发、暴露社会黑暗的新闻性的作品。全书以“老残”的行踪为线索,通过“老残”的眼睛向读者讲述自己的种种社会见闻,具有很强的新闻实录性。

小说中,高官玉贤听从别人的建议毁掉民埝,以杜黄灾,结果黄河水冲毁民房、良田,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老残游记》第十四回中,作者通过翠花这个事件目击者的眼睛展开场景描述,水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历历在目,这已经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事实的记载了。在这段记载中,时间、地点、人物、原因都具备,完全可以看成是一则完整的消息。

 

到了四更多天,风也息了,雨也止了,云也散了,透出一个月亮,湛明湛明。那村庄里的情形是看不见的了,只有靠民埝近的,还有那抱着门板或桌椅板凳的,飘到民埝跟前,都就上了民埝。还有那民埝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赶着捞人,也捞起来的不少。这些人得了性命,喘过一口气来,想一想,一家人都没有了,就剩了自己,没有一个不是号啕痛哭。喊爹叫妈的,哭丈夫的,疼儿子的,一条哭声,五百多里路长,你老看惨不惨呢!

 

小说中这种笔触比比皆是,使得作者的记叙具有空前的逼真性。如十四回中翠环对民埝被毁、黄河决口瞬间的描述,就动人心魄:

 

一霎时,只见城外,人拼命价望城里跑,又见县官也不坐轿子,跑进城里来,上了城墙。只听一片声嚷说:“城外人家,不许搬东西!叫人赶紧进城,就要关城,不能等了!”俺们也都扒到城墙上去看,这里许多人用蒲包装泥,预备堵城门。县大老爷在城上喊:‘人都进了城了,赶紧关城。’城厢里头本就有预备的土包,关上城,就用土包把门后头叠上了。

 

翠环和翠花一样都是事件的目睹者和经历人,从她们口中讲述的灾难真是惊心动魄!对读者内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写道:“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可见这部小说的写作,也是忧国忧民的情之所至。

曾朴(1872∽1935年),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青年时中举,步入仕途。熟读法文文学、哲学著作,接受了西方文化启蒙,办过《小说林》、《真善美》杂志。

他的《孽海花》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婚姻为线索,再现了同治、光绪两朝三十年间的社会变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

《孽海花》“纬以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以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和人物活动的背景。曾朴曾这样说过自己的创作意图:“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

小说正是以“摄影”的镜头,通过当时京城内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官僚、名士的口道出了大量的社会新闻,再现了许多真实的场景。小说所涉及到的新闻人物就有慈禧、光绪、李鸿章、冯子材、刘永福、洪钧、孙中山、谭嗣同、龚自珍、赛金花等。此外,涉及的新闻事件包括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俄战争、孙中山革命等等。所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新闻小说”,实不为过。

小说第二十八回“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第二十九回“龙吟虎啸跳出人豪,燕语莺啼惊逢逋客”,第三十四回“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中,还有相当的篇幅讲述了革命党人兴起、活动、乃至失败的过程。

但在《孽海花》主要部分的写作与成书时,不但辛亥革命尚未发生,即使同盟会也还没有成立,而作者在初刊本中已热情地描写了青年会的活动、兴中会的成立等情节,实在具有难能可贵的新闻眼光。

有人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的中国“文学”是一种包罗很广的“杂文学”,“小说”一词似乎同时被用于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甚至新闻报道也很少被认为就是事实。所以,当时的小说和新闻报道,既非全然真实,也非全然虚构,小说和新闻不分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杂处。新闻和小说无论在作者还是在读者的观念中根本没有明确清晰的界限,是很有道理的。

李伯元在提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取材于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朋辈转述者,十之三四……”。

包笑天曾经在《钏影楼笔记》中回忆当年向吴趼人请教如何寻找创作材料,吴趼人给他“瞧一本手钞册子,很象日记一般,里面钞写的,都是每次听朋友们所谈的奇奇怪怪的故事,也有从笔记上钞下来的,也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杂乱无章的汇成了一巨册。”……再“用一个贯穿之法”,略加整理后,写成小说。

吴趼人在他的《余灰劫》第五回里,说道:“在下这部小说,却是句句实话,件件实事,并不铺张扬厉的,所以还是照着实事说话。”

李涵秋也曾表示过相同的观点:“诸君需知道,这部《广陵潮》小说,并不是凭

空结撰,可随意颠倒着说去的。在先的事迹,本是如此,作者也不过就这事实演说出来。”

小说家直接从报刊或者从道听途说中摘录下来,将搜罗来的社会新闻连缀起来略加点染就成了自己的大作。新闻为小说提供素材,而小说则是新闻加工的一种特殊手段,确实已是当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创作方法。

与此相对应的是,早期《申报》上的社会新闻却经常使用小说写法,颇注意情节的安排布局和语言文字的感染力。

譬如,早期《申报》上第1版的社会新闻里往往会出现以志怪传奇为内容的文言小说,而李伯元在编辑报纸时则常用章回体的“回目”作新闻的标题。后来,包天笑创作《碧血幕》时,竟然公开在报上刊登启事,征求小说的素材。凡此种种,都说明在这些旧文人的眼中,新闻和文学根本就是一回事!

由此我们看到,这些既是作家又是报刊主笔的编辑们,都尽可能多地把新闻引入小说中,有时甚至一则新闻就是一个小故事。新闻与小说的合而为一,文学观念与新闻观念以及写作方式的彼此交融,成了当时新闻文学的重要特点。

在小说与观念新闻混淆的年代,人们甚至认为小说的教化作用比新闻更为突出。

1906年在《〈新世界小说报刊〉发刊词》中“群知小说之效捷于演说报章,不视为谴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气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的观点在小说家们当中很普遍。以至于亚荛敢于宣称,“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

在当时,小说行使了新闻的职能,小说家们充当起记者的职责,小说成为人们呼吁民主,揭露丑恶社会现象,进行舆论监督,反抗暴政与压迫的一个渠道。——“开通民气之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而它本身的功能——“谴情之工具”反而被遗忘和忽视了。这大概是早期新闻和文学交互作用后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也是早期新闻文学出现的直接根源。

在实录文学中,还有黑幕小说和时事小说可以染瀚一谈。因为它们处于新闻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将在下章作详细叙述。

 

第二节    文艺小报中的新闻文学亮点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开始了近代缓慢的都市化过程。城镇人口的增多,

市民阶层的逐步形成,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商品市场的刺激,使文学活动也引进了商业机制。近代稿酬制度的建立极大地刺激了文人的创作欲望,印刷出版行业则由于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机器而飞速发展。

19世纪90年代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短暂兴起又走向失败、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思潮的勃兴等。对这些举国震动的重大事件,不论是文学还是新闻,都本能地要求作出及时地反映和解释。

但当时的新闻事业不发达,采集困难、消息源少、可读性差,难以满足读者畅谈时政、宣泄不满的需要,而小说则可以弥补新闻这方面的缺陷。于是,就有专门登载小说的文艺小报从大报中分流出来,自立门户,以“能记大报所不记,能言大报所不言,以流利滑稽之笔,写可歌可喜之事”为特色并繁荣一时。文艺小报形式小,内容少,以趣味性为中心,不必刊载国政大事,满纸街谈巷语,隐私密闻,兼有诗词、小品、乐府、传奇等,很受读者的欢迎。

第一份文艺小报是李伯元在1897年6月24日创办的《游戏报》,此后文艺小报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接踵而至。以刊载“花事”著称的《笑报》;以提倡白话为特色的《演义白话报》以及《消闲报》,还有吴趼人主笔的《采风报》、《寓言报》等等也都相继问世。

这些文艺小报利用近代报刊的文化娱乐功能,以刊登社会趣闻和文艺小品为主,以“讽世”、“觉世”相标榜。文艺小报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市民生活方式孕育的产物,又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因为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就要讨好读者,就得屈从于大众文化趣味,刊登适合小市民胃口的内容,因而文艺小报必然是把可读性、娱乐性放在首位的。

但是主办人多为具有一定爱国倾向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有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当改良运动席卷全国上下时,他们虽不一定认同维新变法的主张,但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报纸上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振兴和结束任人宰割的命运而呐喊助威,游戏笔墨间流露出了相当的政治和新闻色彩。

《游戏报》的发刊宗旨最有代表性,“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它将通过“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意取其浅,言取其俚”,达到“唤醒痴愚,破除烦恼,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的目的。

刊载于1897年7月28日的《游戏报》上的《论〈游戏报〉之本意》一文也能说明这一点:“《游戏报》之命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朝廷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yin病字头底下加一个音,电脑打不出)聋跛蹙之流,强之为经济文意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起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

《游戏报》曾连续刊登林纾的《支那新乐府》爱国组诗,其中《渴睡汉》、《关上虎》、《小脚妇》等诗歌,在当时颇有震耳发聩的作用。

下面,且选取其中的《关上虎》一首以飨读者:

 

虎来!虎来!关上人多安有虎,蠢役作威挟官府。小民负贩图营生,截路咆哮闻虎声。虎吃肉,不留骨。官纵虎丁侦绕越。官岂全无恺悌心,当关纵虎伤行人。无如比较急于火,宁我负民勿负我。堂皇飞籤责虎丁,有船到关船须停。虎丁得钱实腰橐,诈言船过船无错。既将膏血浸爪牙,私货过关关不哗。有私易行无私滞,小民私纳成常例。丁饱其余始及官,官丁附丽如肺肝。民间罚税重于税,二分归官八归吏。罚款储为比较资,虎丁长饱官不癯。臣思皇帝忧民瘼,不知此辈穷形恶。不行比较弊更深,此行比较丁复虐。只有加税全免厘,厘金统向进口索,庶几虎患无由作。

 

诗中用贪得无厌的老虎来暗喻小官吏们的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对那些国家蛀虫进行了酣畅淋漓地揭露和批判。虽然是诗歌的形式,却带有明显的新闻报道的性质。

如果说前面的《游戏报》的发刊词假游戏说表达入世意识还有些委婉的话,《白话演义报》则在它的第一号《白话报·小引》里表现出了强烈的干预现实的自觉意识。它说道:

 

……自从开辟以来,中国总是关门自立。不料如今东西洋各国,四面进来,夺我的属地,占我地的码头,它要通商就通商,它要立约就立约。……我们中国人种种吃亏不止一处。……

 

在这种办报宗旨的指导下,虽为小报,却有着强烈的新闻性、现实性和时代性。于是,在小报上刊登反映鸦片战争的新闻小说《通商原委演义》(即《罂粟花》),在其他的小报上刊登暴露官场黑暗,谴责、讽刺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如《官场现行记》、《文明小史》、《糊涂世界》等等作品,也就是在情理当中的事情了。

著名的文艺小报《消闲报》虽号称以消闲为旨趣,却也没有完全抹去新闻监督的痕迹。

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一段《全拳大臣》的文字就可窥一斑。以这样的文字来报道一则新闻,让人忍俊不禁!

 

……前日接得电旨,着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说者谓‘全权’二字,应作‘拳权’,初不解其何所指,细绎之,盖此次联军深入,专以剿杀拳匪为事,若言和而后,则拳匪之身家性命,保全不少,当感戴傅相于没齿矣。……

 

再看一条《消闲报》报道京师大学堂被顽固势力大肆破坏的情形的新闻:

 

……昨经五城有司查验,止见破碎椅桌纵横而已。非但无其人,并片纸只字亦不可重见。噫,异哉。有司之检查,止为严缉漏网之一二党人耳,岂真有禁书坑儒之事耶。何铺张扬厉于前,急流勇退于后,而一至于此。此中国学堂之榜样也。

 

以嬉笑怒骂的文字来报道新闻,实在有违新闻言辞谨慎严肃的原则,也只有像《消闲报》这样以游戏娱乐为宗旨的报纸才能做到。可是,在言论不得自由的时代里,以游戏面孔来写新闻实在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同样《月月小说》上刊载的吴趼人的《立宪万岁》,也是以嬉笑怒骂的影射文字来揭露清廷假借立宪、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险恶用心的。文字读来处处是游戏,但是又处处是实在的社会新闻:

 

文昌帝君怒容满面曰:“甚么立宪!下界人只讲得一句变法,便停了科举,遂使我的血食登时冷淡起来,此刻索性闹到天上来了。”

魁星曰:“岂但是你,便连我这枝朱笔也没用了。你不见我么,举起手,高高的提起这枝笔,永远没得点下去,好不难受!”

香案吏叹曰:“岂但你们二位,还有可怜的呢。自从那年中国把台湾割归日本,日本听说是个立宪国,崇尚西法,不敬神道的,所有的台澎一带的府县城隍,都没了事,犹如裁缺官儿一般,都到天上来候补,天天到我这里来钻门路。你道可怜不可怜?”

单说玄武上帝座下的龟蛇二将,是日也随同入朝,听得诸神议事,回去,龟谓蛇曰:“我前两年私自下凡,去做了两三年文华殿大学士,深知这立宪的弊病。如果天上立了宪,我们的门包也要革除了,如何是好!”

蛇大惊曰:“我终日只知钻路子,如何懂得这个。既然如此,我们要设法阻止才好。”

……

于是,设计的设计,探听的探听,钻营的钻营,等到《天曹官报》发下,却是太白金星为礼部大臣、二郎神为陆军部大臣,东海龙王为海军部大臣,东岳大帝为法部大臣,连猪八戒也得了个外务部大臣……因此,群畜雀跃欢呼,特笑曰:“原来改换两个官名,就叫做立宪。早知如此,我们前次七返火丹,未免多事了。”

龟曰:“不然,他这是头一着下手,以后还不知如何呢?”

特曰:“你不看‘此外不再更动,诸天神佛,一律照旧供职’一句么?据此看来,我们的饭碗,是不必多虑的了。”

群畜闻言,不觉一齐大喜,亦同声高呼:“立宪万岁!立宪万岁!”……

 

一篇游戏文字,却把清朝统治者的虚伪面孔刻画得惟妙惟肖。最后作者借文昌帝君的坐骑之口揭出了立宪的真相,“原来改换两个官名,就叫做立宪。早知如此,我们前次七返火丹,未免多事了。”对所谓的立宪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嘲讽,揭露了“立宪”的骗局。

这篇小说的新闻影射性是非常强的,当时的人一看便知道作者在说什么,说的是谁。

坚持同样办报风格的小报还有《笑林报》、《采风报》、《寓言报》等等。其中《寓言报》上的寓言因其“刺世”而闻名一时。它曾经刊登过讽刺李鸿章价值六毛的寓言,影射封建制度下官场世态的寓言,还有直接抨击清廷的寓言。

如刊登于1902年7月15日的寓言《金鱼》写道:

 

金鱼游行水上,鲫鱼见之,急走还,告其同类曰:“前之游行以来者,其贵官也耶?其身上之文采何其显耀也。其面上之威仪,何其尊严也。双目怒视,若有所怒者,吾侪其避诸。”

于是伏处一旁,寂不敢动。而金鱼游行水藻间,绝无去志。无何,蟛蜞束,伸螯以钳金鱼之尾。金鱼竭力摆脱,悠然而逝。鲫鱼诧曰:“不期这等一个威仪赫赫的官,却怕这种横行不法的小么魔钳制。”

 

借软弱无能的金鱼来讽喻懦弱胆怯,空有一副泱泱大国的清政府朝廷大员,这样的寓意再也明显不过了,读者看到这里自然心领而神会。

载于8月13日的《中国全图》,其批判意义则更为直接。对中国森严的等级社会以及由此造成的“媚上凌下”的社会丑态进行了尖锐辛辣的讽刺。

 

泰西某画报,曾画一图,名曰《中国全图》。其图则画一梯,梯巨而长,不知几何级数。每级之中,画数人作中国衣冠状貌。下一级之人,必向上一级作拜揖状。上一级之人,必伸其足向下一级作践踏状。层层如是,级尽乃止。吾闻绘图者,惟能绘其外状,而不能绘其内情,今为此图者,乃能将中国人媚上凌下之情状一一绘出,可谓绘图能手。

 

《采风报》则明确提出了“佯狂风世”的宗旨。我们来看看曾经发表于其上的一篇短文《钱树子说》是如何“佯狂风世”的:

 

……古有钱愚,又有钱癖,得钱树子而愚益甚,癖益深矣。假令出而开设钱庄,委办钱局,宜无不绰乎有余。更等而上亡,管理钱法堂事务,或亦胜任而愉快。何则?昔管仲治齐,设轻重九府,轻重即钱也。管仲之铸钱,安不知从女闾中源源而来乎?方今钱价日昂,各省炉鼓铸,亟亟不遑,殆未闻有钱树子在乎?倘知有钱树子,如园之有蔬,林有果,采掇不穷,将借以挽圜法,救钞币,何难之有?

 

此外,《采风报》还公开征求“捉康有为梁启超法”以讽刺清廷。稿件络绎不绝,滑稽揶揄,令人喷饭!

本是以笑话、趣闻、轶事为内容的著名小报《世界繁华报》,在庚子事变(1900年)后的1901年10月开始连载李伯元的长篇弹词《庚子国变弹词》,这篇弹词几乎完整而详细地记载了庚子事变的前过程,堪称一部记史诗。它从事变的起因讲起,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清廷对义和团的残酷绞杀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京、李鸿章的议和、直到两宫的回京,对当时广阔的社会背景有着深刻的反映,由于作者多取材于当时的中外报纸和经历此事变的亲朋的口述,使得他可以以相对客观的立场展开叙述。

看看书中第二回的一段,清朝官吏视民命为草芥,竟然把普通老百姓当成“拳匪”加以残杀的记载:

 

一声号令到村前,勇士衔枚不敢停,大雾迷漫犹未退,依然田内少人耕。行来不到二三里,隐约村庄看得清。统领便叫将阵摆,扫除匪类莫迟停,众军一阵排枪放,接二连三大炮鸣。合是此方遭浩劫,霎时石破与天惊!……围墙缺处,又只见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自相践踏,四处逃生,袁统领立刻传令三军,拦阻兜杀。这一杀,直杀得横尸满地,流血成河,可怜无辜良民,尽死于刀枪之下。那袁统领毫无知觉,还当他们都是匪党呢!

 

再看书中第十四回的一段描写:

 

话说到了五月十六一天,拳匪以城外姚家井一带教民,已先期避入使馆,不得肆其荼毒,遂于当晚将那里所有教民房屋,尽行付之一炬!彰仪门外跑马场,亦一并焚烧。次天十七,大股拳民,即扑交民巷,因为其处是使馆所在,幸外国人预先防备,开枪打死拳匪八名,众始退去。到晚城中四处火起,崇文门内所有教堂,亦都烧得干干净净,教士躲往使署,未曾遭害,教民及家属约摸有二三百人,则无一存者。是日,又烧灯市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烛天,彻夜不息。

 

作品对义和团攻打使馆,火烧教堂的行为作了忠实的记录和反映。作者几乎就是以一个记者的口吻来展开叙述的,给我们留下了生动清晰的有关义和团的史实。

还有,书中第二十六回的一段对城破后普通老百姓的悲惨命运作了真实的记录:

 

……还有一班失业小民,妇女老少,流离失所,待哺嗷嗷,触目惊心,可胜浩叹!(唱)可恨苍天太不仁,无端召乱祸苍生,衣冠涂炭悲浩劫,无室无家害煞人,衣褐不完伤脸面,秋风一起冷难禁,农田不种秋无获,载道饥民更惨心!

 

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城中,亲眼看到人们的痛苦景况,给人心灵以极大的震动。

持续了近一年的日俄战争,终于在光绪三十年底结束,于1905年1月签订了合约。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交战,清政府却要宣布中立,让国人蒙羞。《笑林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四刊登了反映日俄战争的词《满江红》。相当及时地报道了这一事件,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间争权夺利的丑恶嘴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俄战争的实质——瓜分中国、抢占中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体裁虽为诗词,却充当了新闻评论的角色。在诗词中,只有血泪的控诉,游戏意味全无:

日本真狠,咁大胆居然开仗。何况佢俄罗斯国,恶成咁样。佢的贪心人尽识,要将细国全行抢。又怎知今日被人欺,真冤枉。攻旅顺,全力量,波罗的,赶晤上。试听佢里面,隆隆炮响。兵卒几多都弹死,尸骸满地有人葬。咁两要打得咁交关,都难讲。

 

这些小报的编辑,主笔在政治理想破灭后,面对黑暗社会更多的是无奈和彷徨,无以言说的苦闷只能借助嬉笑怒骂的文学来发泄,但游戏文字的背后其实是一颗愤世嫉俗的心,对国事、苍生的悲悯情怀。这就是为什么文艺小报虽以玩世的态度出现,却仍刊登有关注现实,为黎民、为国运而呼号呐喊的新闻文学作品的缘故。

 

第三节 新闻文学有了新的栖身之所

 

诞生于19世纪末的副刊,作为近代报学和文学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独有的新闻文学现象。

从简单移植中国古典文学样式,到与当下的时事相结合、形成独有的文学形式。从文学性向新闻性的逐渐过渡,到形成了新闻与文学交融的结合点。中国副刊经历了由“报屁股”岁月到独立成熟的阶段,新闻性和文学性成为其最大的特点。

民国报坛耆宿徐彬彬曾主张:“新闻纸上的文艺,以不离报的立场为原则,‘新闻文艺文艺新闻’互为呼应,使报上的血脉灵通,而读者的兴味也可浓厚些。”道出了副刊的主旨。副刊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新闻文学的新天地。

其实,在副刊地位确立之前,副刊性的文字就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在报纸上,但内容或转载谕旨,宫门抄或专门为醉心功名的举子们搜罗的试场文字,“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吟风雅,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而后者占了相当的篇幅,多为诗歌杂咏,表现闲情逸致,趣味庸俗低级,无病呻吟,艺术质量低下。像以下《答阮少楼兄赠之作》:“海天万里接苍茫,早仰才名播远方。客路两心灯堪共,词场一面快相当。……” ④等相互吹捧的无聊之作是很常见的。

但也有一些文笔干净、清丽的文字。如1883年春《申报》上刊载过一篇游记,作者的趣

味、文笔都与上面提到的无聊之作不可同日而语。现摘录一小段:

 

是日风平浪静,一路土人近岛,贩运之舟来往不绝。帆影天光,清丽如画,午后小雨,暑气稍敛,远望东南面一带,山峦锦画,峰入云中……西北面有山林远隐,显然云气,询悉西百里东南诸山也。以东风大作,自驶如箭,归舱出酒小酌。……

 

这段文字清秀可人,描写前往土人岛的途中一路上的风景,倒像是向读者缓缓展开了一副淡远的山水画。文笔之间颇有明清小品遗风。接下来作者对土人岛风土人情的介绍更是打开了读者的视野,让他们了解新鲜事物,接受新信息的同时也欣赏到作者优美的文采。我们不难看出这种风格和后来邹韬奋的国外旅游通讯颇有相似之处。

由于早期的新闻事业不发达,传统观念对新闻事业过于鄙视,许多从事新闻事业的人社会地位低下,被视为“落拓文人,疏狂学子”。当时,官方对新闻报道的控制严密,加之采访人员又极端匮乏,使得报纸新闻来源奇缺,报纸常常“患不能满篇”。这正如曾任《申报》主笔的雷瑨所说的:

彼时朝野清平,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揄扬,润色鸿业,为博取富贵功名之计,对于报纸既不尊崇,亦不忌嫉。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所拣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国家大政事大计划,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决不敢形诸笔墨。……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

 

于是,文艺内容被大量用来补充欠缺的新闻版面。这样天长日久,文艺材料越来越多,正式的新闻版面渐渐不能容纳,便不得不另纸刊载,于是,产生了文艺性附刊。

如《瀛寰琐记》就曾经把文艺作品汇集起来,采取“另有附张,不取分文”,随报纸赠送给读者的方法。《瀛寰琐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销售量,争取读者,但无形中却为早期副刊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契机。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从业人员日益增多,新闻稿件也远远多于从前。加之近代小报蜂涌而出,形式灵活多样,内容趣味性娱乐性强,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为了和小报争夺读者市场,大报开始专门设置副刊。于是,副刊就成为新闻文学的栖身之所了。

副刊以刊登文艺作品为主,实为小报抢夺地盘和读者,但是其刊登的文艺作品与一般的文艺作品又有不同,比较注重新闻性和时效性,因为是每日一发,就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就逐渐成了新闻文学的重要阵地。

报纸的副刊性文字是由文人们创作的,不同的副刊都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具有鲜明的文艺性。虽然刚开始时,副刊依附于报纸生存且地位并不是很高,但它的影响却逐渐扩大。随着副刊地位的确立,副刊的内容、形式也走向多样化,出现了名目众多的栏目,如“文苑”、“译丛”、“余录”等等栏目,副刊的文字也逐渐从无聊庸俗中走出来,文字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早期的副刊曾经先后有过十几个不同的称谓,如“文苑”、“余省”、“丛载”、“余录”以及后来的“谐部”、“说部”、“附张”、“附章”、“附页”、“文艺栏”、“文艺版”、“报尾巴”、“报屁股”一直到了“副章”、“副镌”、“副刊”才是比较稳定的称呼了。

副刊虽称“副”,但决不依附于报纸,它有自己特定的内容、撰写者、读者群等。包天笑就称副刊是“大报中的小报”。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着浓郁的文艺、文学和文化的色彩,是副刊的一个显著特征。副刊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颇具特色的文体,如杂文、小品文等等。这样,新闻文学就成为早期副刊性文字的特定样式。

副刊不是单纯的新闻报纸,也没有发展为纯粹的文学报刊,而是融合了两者的特点,把新闻性和文艺性结合起来,开创了新闻文学的新样式。

由于副刊形成于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时代,国家危亡迫在眉睫,维新运动风起云涌,时代和现实对它的冲击不可避免。副刊文字的游戏面孔已经大有改观,近代以来中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副刊中几乎都有记载、反映,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成为后来的谴责小说、政治小说的重要的刊登格式。

《申报》就登载过反映鸦片战争中上海沦陷的历史事件的《十三日夷难备尝记》。文章详尽的称述了沦陷后,侵略者的不可一世,普通民众疲于奔命,逃兵和土匪趁火打劫,而当官的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社会全图。

《瀛寰琐记》也在1875年发表了一组无名氏所作的诗歌《寿佛寺题壁十六首》,表现了人们对朝廷昏庸无能的愤慨,对帝国主义滔天罪行的声讨。体现出副刊已经开始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角色,努力反映时代潮流了。

现摘录几首如下:

 

忍死须臾耐蝎磨,一宵抵得十年过,婚丧草草安居少,童仆纷纷叛主多。闭户无心防盗狗,运资有足借明驼。西山不是桃源径,路满佳苻唤奈何。

 

扈跸无人入望云,行间消息屡惊闻。新人尚感梨花榜,旧垒犹屯灞上兵。九府泉刀输易竭,一关人鬼界难分。出门还问天山檄,可有元戎露布文。

 

近代频繁的社会政治变革使副刊成为报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同承担起启蒙救亡的历史使命。这样,中国的副刊一直富于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时务性。此外,副刊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使一直为正道所不容的小说、俚语、民谣等文学形式名正言顺地步入文学的队伍,从而丰富了副刊的内容。

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出版附张《消闲报》,日出一张,随正报附送,有固定的刊名、固定的体裁、固定的出版日期、固定的版面。至此,才有了我国的第一份真正的副刊。

《消闲报》的发刊词称他们,“所载上自国政,下及民情,以及白社清谈,青楼发迹,无一不备。”可见该报力争将文学艺术和时事新闻结合起来的主旨。

但事实上这一主旨并没有实现。发刊后,报纸的内容仍然以消闲为主,很少涉及社会现实,因此仍不免流于无聊庸俗。直到1900年,《消闲报》更名为《同文消闲录》转手东亚同文会,面貌才得以改观。

《同文消闲录》的主持人田野桔次郎与中国激进的维新派人士唐常才、容闳交往甚密,《消闲录》几乎就是他们的宣传阵地,表现出了强烈的新闻敏感性。比如它就曾大量发表反映“庚子事变”的文学作品,揭露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行。

如1900年的《消闲报》上曾登载过一组署名为江东旧酒徒的《庚子新乐府》,真实地记录了庚子事变期间的社会状况,对社会各阶层以及战争场面都有着全面的反映,同时作者也对造成当时现状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入而且难能可贵的思考。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小部分《酿干戈》:

 

拳祸开,联军来,枪林炮雨动地雷。夺我北洋之战舰,占我津沽之炮台。津城继以陷,华军如潮溃。英用绿气炮,玉石尽劫灰。血随水流海波红,尸如山积高崔巍。乌鸦啄肠狗食之,残肢断骨纷成堆。文明之国仁义师,战祸若此况他哉?令我北望哭失声,谁其酿此兵凶灾。

这是一段对天津城陷落时的情景描绘。华军的溃败,侵略者的强大,战争对城市文明的摧毁,两军对垒的残酷和惨烈皆历历在目,完全是血腥战场的新闻记载。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的软弱腐败暴露无遗,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走上政治舞台的同时,开始积极利用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并对副刊的内容进行了改造,赋予副刊崭新的时代精神,使副刊和正张配合起来,成为鼓吹革命的第二条战线。这时的副刊基本上摒弃了低级庸俗的内容,以文艺形式反映现实斗争,宣传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副刊的文艺性和新闻性开始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一时期的革命派报纸大都在副刊里运用多种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鼓动民众,力图用文艺唤起民众精神,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如,一篇题为《责某公文》的文章,影射当时的朝廷重臣李鸿章,文笔辛辣、锋芒毕露,不妨一读。以如此胆大的言辞直斥权贵,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勇气。

古人有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死之际大矣哉。公之勋业,巍巍乎高寰宇矣。公之声名,赫赫乎震全球矣。朝廷以公老成硕望,倚为左右手,凡定大疑,决大议,皆于公乎是赖。进数十年来,天祸我中国,内忧方亟,外患又乘,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公实主持之。此国偿百万,彼国偿千万,公实居间之,公之谋国也,不可谓不忠矣。然吾所为公惜者,独不能一死耳!

 

《广东日报》的副刊《无所谓》是由著名的革命家郑贯公创办的,他是一个具有激进革命精神的宣传家,他的作风一向以大胆、激烈著称,因此他所主持的副刊自然也有着同样的风格,其革命性是很强烈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运用本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龙舟、南音、粤讴或揭露清政府的的腐败,或反映社会凋敝的现状,鼓吹革命。同时,他们也很注意副刊与报纸正章配合起来,加大了宣传的力度,宣传的效果也更为有效。

以下我们来看看《无所谓》上刊登过的一首律诗《感作》

神州万户落漩涡,闲杀雄兵可奈何。叹息头颅轻一掷,伊谁收拾旧山河……山河满地扰尘氛,一说瓜分不忍闻,安得貔貅军十万,横刀誓扫犬羊群。

 

这首诗洋溢着投身革命事业的慷慨济昂的战斗热情和激烈的鼓动性,使人一见难忘。平易的语言和通俗的形式承载着极具感染力的内容,在读者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宣传革命的方式极易获得读者的共鸣。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副刊的地位得到确立,副刊文字由开始的文学性到后来与时事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新闻性,文学性和新闻性终于在革命派的副刊上拉开了日渐结合的序幕。

在1905年的反美拒约运动中,资产阶级所办的副刊都积极地参与到这场全民运动中来。改名为《一声钟》的《中国日报》副刊刊发了《国民义讨袁世凯》的戏文,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形势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来看看其中一段唱词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何以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左撇扫板)丧心病狂,袁世凯,(慢板)不由得,我国民,怒满胸怀,你不见那美国,虐待我华工好不利害,还要立,禁公约,更是可哀。我国民,蒙此辱焉能忍耐,因此上,谋抵制,理所本该。救同胞,是我等,责任所在。结团体,不售美货,何用疑猜,一个人,同此心,百折不改。

这一段大白话的说唱完全就是宣传性的新闻文字,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抵制美货,反对袁世凯,激励人们的斗志。

但由于革命功利主义的影响,时事性往往冲淡了文艺性。然而,中国报纸副刊“论时事,砭锢弊”,富于思想性的优良传统在这个时期已经在逐步形成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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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参考资料选

(一)新闻文学作品

 

《孽海花》(节选)

……

次日,威毅伯果然在皇上、皇太后那里请训下来,随即率同马、乌等一班随员乘了专轮回津。到津后,也不停留,自己和大公子、美国前国务卿福世德、马美菽、乌赤云等坐了公义船,其余罗积丞、曾润孙一班随员翻译等坐了生义船。那天正是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在风雪漫天之际,战云四逼之中,鼓轮而东,海程不到三天,二十三的清晨已到了马关。日本外务省派员登舟敬迓,并说明伊藤、陆奥两大臣均已在此恭候,会议场所择定春帆楼,另外备有大使的行馆。威毅伯当日便派公子荫白同着福参赞先行登岸,会了伊藤、陆奥两全权,约定会议的时间。第二天,就交换了国书,移入行馆。第三天,正式开议,威毅伯先提出停战的要求。不料伊藤竟严酷地要挟,非将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处准由日军暂驻,作为抵押,不允停战。威毅伯屡次力争,竟不让步。这日正二十八四点钟光景,在第三次会议散后,威毅伯积着满腔愤怒,从春帆楼出来,想到甲申年伊藤在天津定约的时候,自己自己何等的骄横,现在何等的屈辱!恰好调换了一个地位。一路地想,猛抬头,忽见一轮落日,已照在自己行馆的门口,满含了惨淡的色彩,不觉发了一声长叹。叹声未毕,人丛里忽然挤出一个少年,向轿边直扑上来,崩的一声,四围人声鼎沸起来,轿子也停下来了,觉得面上有些异样,伸手一摸,全是湿血,方知自己中了枪了。……

(曾朴.孽海花 .第27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56∽257)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节选)

……走到堂屋里,只见继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发棱。我道:“大哥看了甚么好新闻,在这里出神呢?”继之把新闻纸递给我,指着一条道:“你看我们的国事怎么得了!”我接过来,依着继之所指的那一条看下去,标题是“兵轮自沈”四个字,其文曰:

驭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船。管带大惧,开足机器,拟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益惧,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舢舨渡登彼岸,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沈云。刻闻上峰将彻底根究,并剳上海道,会商制造局,设法前往捞取矣。

我看了不觉咋舌道:“前两天听见濮固修说是打沈的,不料有这等事!”继之叹道:“我们南洋的兵船,早就知道是没用的了,然而也料想不到这么一着。”我道:“南洋兵船不少,岂可一概抹煞?”继之道:“你未从此中过来,也难怪你不懂得。南洋兵船虽然不少,叵奈管带的一味知道营私舞弊,那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席丰履厚起来,那里还肯去打仗!”我道:“带一个兵船,那里有许多出息?”继之道:“这也一言难尽。克扣一节,且不要说他;单只领料一层,就是了不得的了。譬如他要领煤,这是南京是没有煤卖的。照例是到支应局去领价,到上海去买。他领了一百吨的煤价到上海去,上海是有一家专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彼此久已相熟的,他到那里去,只买上二三十吨。”我接道:“那么那七八十吨的价,他一齐吞没了!”继之道:“这又不能。他在这七八十吨价当中,提出二成贿了那铺家,叫他帐上写了一百吨;恐怕他与店里的帐目不符,就教他另外立一个暗记号,开支了那七八十吨的价银就是了。你想他们这样办法,就是吊了店家帐簿来查,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有时他们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二三十吨煤,却出他个百把吨的收条,叫店家自己到支应局来领价,也是这么办法。你说他们发财不发财呢!”

我道:“那许多兵船,难道个个管带都是这么着么?而且每一号兵船,未必就是一个管带到底,头一个作弊罢了,难道接手的也一定是这样的么?”继之道:“我说你到底没有经练,所以这些人情世故一点也不懂。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关,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然而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别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

我道:“历来的督抚难道都是睡着的,何以不彻底根查一次?”继之道:“你又来了!督抚何曾睡着,他比你我还醒呢。他要是将一省的弊窦都厘剔干净,他又那里调剂私人呢?我且现身说法,说给你听:我这大关的差事,明明是给藩台有了交情,他有心调剂我的,所以我并未求他,他出于本心委给了我;若是没有交情的,求也求不着呢。其余你就可以类推了。”正说话时,忽报藩台着人来请,继之便去更衣。……

(吴趼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101∽103)

 

《官场现行记》(第十八回节选)

                    ……

到了第三天,手下之人一齐起早伺候。码头上本有彩棚,因为统领定于今日动身回省,首县办差家人重将彩绸灯笼更换一新。大小炮船,一律旌旆鲜明,迎风招展。码头左右,全是水陆大小将官,行装跨刀,左右鹄立。将官之下,便是全军队伍,足足站有三四里路之遥,或执刀叉,或擎洋枪。每五十人,便有一员哨官,手拿马棒,往来弹压。德政牌、伞言明是日十点钟由城里送到船上。赵大人、鲁总爷所派武职人员,一早穿了衣帽,同到单太爷那里,预备冒充本城绅衿,遮掩统领耳目。单太爷又嫌人数太少,不足壮观,另把自己素有往来的几个卖买人,甚么米店老板、南货铺里掌柜的,还有两个当书办的,一齐穿了顶帽,坐了单太爷预备的小骄。单太爷办事精细,恐怕惹人议论,叫人悄悄到伞、牌店里,把五把伞、四扇牌取来,送到城门洞子里会齐。又预先传了一班鼓手在那里候着。等到诸位副爷、老板轿子一到,然后将伞撑起,随着鼓手、德政牌,吹打着一同出城。出城不远,两旁便有兵勇站街,有人保护,不怕滋事了。分派停当,已经九下钟。合城文武官员络续奔至城外官厅伺候。

约摸有十点半钟,只听岸滩上三声大炮,两旁吹鼓亭吹打起来。胡统领赶忙更换衣冠:头戴红顶貂帽,后拖一支蓝扎大披肩的花翎;身穿枣儿红猞猁狲缺襟开气袍,上罩一件寿桃貂马褂,下垂对子荷包;脚登绿皮挖如意行靴。几个管家,一个个都是灰色搭连布袍子,天青哈喇呢马褂,头戴白顶水晶顶,后拖貂尾,脚踏快靴。其时德政牌、伞已到岸上彩棚底下,一众送伞的人齐上手本。执贴门上呈上统领过目之后,便吩咐伺候。岸上又升三声大炮。只见十六名新兵,穿着红羽毛、黑绒镶滚的号褂战裙,手执雪亮钢叉,钢叉之上,一齐緾着红绸。亲兵后头,挨排八个差官。由船到岸虽只一箭之遥,只因体制所关,所以胡统领仍旧坐了四人绿呢大轿。轿前一把行伞,轿后一群跟班。到了岸上彩棚底下下轿,朝着众位送伞的人谦逊了几句。其时地上红花毡官垫都已铺齐,众人纷纷磕头下去。统领一旁还礼不迭。起来又谢过众人,又留诸位到船上吃茶。众人再三辞谢。统领送过众人。其时各炮船船头上齐开大炮,轰轰隆隆,闹的镇天价响。两旁兵勇掌号,吹鼓亭吹打细乐。统领依旧坐着轿子,由差官、亲兵等簇拥回船。

不提防轿子刚才抬上跳板,忽见一群披麻带孝的人,手拿纸锭,一齐奔到河滩,朝着大船放声号啕痛哭起来。其时统领手下的亲兵,县里派来的差役,见了这个样子,拿马棒的拿马棒,拿鞭子的拿鞭子,一齐上前吆喝。谁料这些人丝毫不怕,起先是哭,后来带哭带骂。骂的话虽然听不清楚,隐隐间也有一二句可以辨得,说甚么“官后就是强盗,害的我们好苦呀”一派话头。这些人听了,愈加生气,打骂的更凶。那些人只是哭他的,伏在地下,慢慢化锭,慢慢诉说,只是不动。四面弹压的人及码头上瞧热闹的人,早已聚了无数。哭骂的话,胡统领也并非一无所闻,幸亏他宽宏大量,装作不知。上船之后,就命立刻开船,离了码头。……

(李宝嘉 .官场现形记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282∽283)

 

《老残游记》(节选)

……看看到了六月初几里,只听人说:“大汛到咧!大汛到咧!”那埝上的队伍不断的两头跑。那河里的水一天长一尺多,一天长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水就比埝顶低不很远了,比着那埝里的平地,怕不有一两太高!到了十三四里,只见埝上的报马,来来往往,一会一匹,一会一匹。到了第二天晌午时候,各营盘裹,掌号齐人,把队伍都开到大堤上去。

那时就有急玲人说:“不好!恐怕要出乱子!俺们赶紧回过头来去预备搬家罢!”谁知道那一夜里,三更时候,又赶上大风大雨,只听得稀里花拉,那黄河水就像山一样的倒下去了。那些村庄上的人,大半都还睡在屋裹,呼的一声,水就进去,惊醒过来,连忙是跑,水已经过了屋檐。天又黑,风又大,雨又急,水又猛,——你老想,这时候有什么法子呢?……

话说翠花接着说道:“到了四更多天,风也息了,雨也止了,云也散了,透出一个月亮,湛明湛明。那村庄里头的情形是看不见的了,只有靠民埝近的,还有那抱着门板或桌椅板凳的,飘到民埝跟前,都就上了民埝。还有那民埝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赶着捞人,也捞起来的不少。这些人得了性命,喘过一口气来,想一想,一家人都没有了,就剩了自己,没有一个不是号啕痛哭。喊爹叫妈的,哭丈夫的,疼儿子的,一条哭声,五百多里路长,你老看惨不惨呢!

翠环接着道:“六月十五这一天,俺娘儿们正在南门铺子里,半夜里听见嚷说:‘水下来了!’大家听说,都连忙起来。这一天本来很热,人多半是穿着褂裤,在院子里睡的。雨来的时候,才进屋子去;刚睡了一朦朦觉,就听外边嚷起来了,连跑到街上看,城也开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头,本有个小埝,每年倒口子用的,埝有五尺多高,这些人都出去守小埝。那时雨才住,天还阴着。

一霎时,只见城外人,拚命地往城里跑;又见县官也不坐轿子,跑时城里来,上了城墙。只听一片声嚷说:“城外人家,不许搬东西!叫人赶紧进城,就要关城,不能等了!”俺们也都扒到城墙上去看,这里许多人用蒲包装泥,预备堵城门。县大老爷在城上喊:“人都进了城了,赶紧关城。”城厢里头本有预备的土包,关上城,就用土包把门后头叠上了。

俺有个齐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墙。这时候,云彩已经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妈看见齐二叔,问他:“今年怎正利害?”齐二叔说:“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来,初起不过尺把高;正水头到了,也不过二尺多高,没有过三尺的;总不到顿把饭的工夫,水头就过去,总不过二尺来往水。今年这水,真霸道!一来就一尺多,一霎就过了二尺!县大老爷看势头不好,恐怕小埝守不住,叫人赶紧进城罢。那时水已将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这两天没见,敢是在庄子上么?可担心的很呢!”俺妈就哭了,说:“可不是呢!”

当时只听城上一片嘈嚷,说:“小埝漫咧!小埝漫咧!”城上的人呼呼价往下跑。俺妈哭着就地一坐,说:“俺就死在这儿不回去了!”俺没去,只好陪着在旁边哭。只听人说:“城门缝里过水!”那无数人就乱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铺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门缝子。一会儿把咱街上估衣铺里的衣服,布店里的布,都拿去塞城门缝子。渐渐听说:“不过水了!”又听嚷说:“土包单弱,恐怕挡不住!” 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里去搬粮食口袋,望城门洞里去填。一会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纸店里

的纸,棉花店里的棉花,又是搬个干净。

那时天也明了,俺妈也哭昏了,俺也没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里不住的听人说:“这水可真了不得!城外屋子已经过了屋檐!这水头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吗!从来没听说有过这们大的水!”后来还是店里几个伙计,上来把俺妈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里,那可不像样子了!听见伙计说:“店里整布袋的粮食都填满了城门洞,囤子里的散粮被乱人抢了一个精光。只有潑灑在地下的,扫了扫,还有两三担粮食。”店里原有两个老妈子,他们家也在乡下,听说这们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没有命的了,直哭的想死不想活。……

(刘鹗.老残游记.(第13回∽第14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130∽134)

 

豫行日记

潘少安

三月初三日自行州开车,见灾民陆续南下,皆失人形。食树叶若甚甘者。宿王家店。初六至砀山东门外尖宿,见难民粥厂中病者十人,给大乙丹甚效。在西关埋尸一名。初七日,一路见死者甚多。至修武县遇一病孩张姓,年十四岁,父母兄姐均在途中病故。商托茶室中张老柱者代为收留,许其重酬。夜半该病孩病毙。初八日午刻到归德府,途中见鸟啄尸甚惨。灾民之南下者,行数步辄倒地而死。哀呼救民之声与呻吟垂毙之声,不绝于耳。初九日入市易钱,探悉城中有银换不到钱,有钱买不到粮,并有谣言道及灾民聚众动掠,遂卸车余家店。散步时,见路毙五十余人为之理葬。初十进城,是日埋尸十七名。至北门粥厂有难民垂毙者无数,各给钱药。至西门桥埋尸六十六口。遇见怀庆灾民卖八岁儿与本地人,言明二千文。其孩在父身边大哭不止,问其何故卖儿,则因母病不能南下,而粥厂中人满又不收留故也。即以两千文赎之。是夜,有一同寓扬州人带十六岁以下女子五人,云自陈留者买来,价共十二、三千文。十三日,见凤阳客由汴来,车中带女六人,又见绍兴客带女三人自睢州来。共乘一车,内有四女,号哭不止,客皆用鞭扑之。余等盘诘再三,始知二女已配夫家,一女父亲秀才,一女则思念其夫,询客身价,不肯实告。我等欲代赎,则说是河南候补知府某买归。另一说是绍兴某官所买。吾等无可如何也。是日市价干面每斤四十二文,小米三十二文,高粱三十六文,绿豆二十五文。二十日至普济桥北面埋尸十四口,二十一日埋尸八口,见汴梁来大车五乘,共装妇女二十名,探知是从睢州贩来。二十二日埋尸十四口。四月初三日回汴至西门,见牛车十余辆,载妇女四、五十名,哭声载道。闻是河北人居多。初八日,至北龙王庙,见一武弁买一妇女,年约二十四、五,讯问之下,知系河南修武人,能书工算,许价八十九千文。其夫文质彬彬,在旁哭泣,离别伤心之状,见者肝肠欲断。

(载1878年5月《申报》)

(转引自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57∽158)

 

(二)理论批评资料:

 

清末新闻文学的地位(节选)

 “……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闻文学呢?首先,凡是内容或形式适应于报纸及其副刊的文学形式、文学作品都可以归为新闻文学。大体分作两类:甲类,与新闻有本质的共同点,坚持新闻的真实性,这就是各种形式的报告文学。乙类,与报纸更多形式上的联系,比如文艺杂文、长篇连载、笔记小品等等。无论是甲类还是乙类,都和报纸以及新闻有特定的关系,甚至可以讲,离开了报纸,它们既不会演化发生,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可以讲,“新闻文学”是新闻事业影响于文学的产物。报告文学的出现是如此,杂文的出现也是如此。其它如连载、笔记小品等等都和报纸发生了一荣俱荣的关系。其次,新闻文学对于新闻性和通俗性的要求,比一般文学来得更严格一些。比如新闻性,不同的新闻文体自有不同的体现方式,但是,要迅速反映新鲜真实的现实生活,配合现实的思想斗争,给人以新的知识,则是共同的要求。至于通俗性,同样也是相对的,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报纸供多数人阅读,要照顾到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阅读水平,因此,所载作品要尽可能地做到明白畅达,即如古典诗歌一类最难大众化的东西也会随报纸对象的广泛性发生若干变化。比如,清末副刊文字中有许多竹枝词,或多或少具有通俗的性质。那时,许多报纸副刊常常标榜“雅俗共赏”,既不乏自吹的因素,也说明通俗化是新闻文学特别是副刊文学的基本要求。而且,基于这个原因,一向归入杂流的班本、南音、弹词、笑话与各种讽刺小品,一古脑儿登上报坛,使得新闻文学的涵义更加广泛了。

……

显然,无论是“务为平易畅达”的政论,还是“我手写我口”(黄宗宪语)的新派诗,抑或基本上运用“白话”的谴责小说,对于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都有着实际的促进作用。由于报纸的社会性和通俗性,必然要求和它发生联系的文学的形式发生变革,反过来,这种语文合一的趋向又影响着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化。早期的新闻文学便作为一种过渡形式的文学。顶替了传统诗文的统治地位,向着社会化发展,形成了“经史不如八股胜,八股无如小说何”(康有为《闻菽居士欲为政变说部》)的新局面。事实上,这时的新闻文学包括了各种体裁。“诗界革命”的必然结果,使得竹枝词、新乐府、俚词以至粤讴、小曲、码头调、山

歌登文坛与报坛:“小说界革命”的成绩也使得鼓词、弹词(福建地区谓之“评话”,广东谓之木鱼书)取得了刊载报刊的合法地位。这时的弹词,除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等一二种外,大多是女作者撰写。比如《游戏报》1897年附送的《凤双飞》单页连载,就是一位叫做程蕙英的女塾师的作品。除此而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副刊性文字,那就是名之为“游戏文章”的各种谐文小品。……

新闻文学的出现还标志了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文学不再是猎取功名的敲门夸和遁变林泉、啸风弄月的玩物。作为一种潮流,它自觉地冲向了社会,汇成一镜湖子,反映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生活,寄托维新派们的政治思想。所以,如果说“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体革命”是资产阶级文学启蒙理论的话,新闻文学则是他们的启蒙实践。这不仅表现在广阔社会背景下揭露官场的谴责小说的繁荣,还表现在运用各种文学形式,及时地反映重大政治事变,在纵横交错中,勾画出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图画。……”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出版,2001,34)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节选)

                                                          天僇生

“……夫小说者,不恃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之所不迨者出。吾国民所最缺乏者,公德心耳。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有严师令保所不能为力,而观一弹词、读一演义,则感激流涕者。

虽然,是非所望今之小说家也。今之为小说者,不惟不能补助道德,其影响所及,方且有破坏道德之惧。彼其著一书也,不曰吾若何而后惊醒国民,若何而后裨益社会?而曰:吾若何可以投时好,若何可以得重赀。存心如是,其有效益与否,弗问矣。其既发行也,广登报章,张皇告白,施施然号于人曰:内容若何完备,材料若何丰腴,文笔若保雅瞻。不惜欺千人之目,以逞一已之私。为个人囊橐计,而误人岁月,费人金钱不顾矣。夫以若斯之人格,而以小说重任畀之,亦安冀有良效果哉!

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乌在其可以改良也?曰是有道焉。宜确定宗旨,宜划一程度,宜厘定体裁,宜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凡一切淫冶佻巧之言黜弗庸,一切支离怪诞之言黜弗庸,一切徒耗目力、无关宏旨之言黜弗庸。知是数者,然后可以作小说。

虽然,知是数者,徒为小说无益也,不可不作小说报。是何也?夫萃种种小说而栉比之,其门类多,其取材富,其收值廉。近日所出单行本,浩如烟海。其中非无佳构;然阅者因限于赀,而顾此失彼者有之;阅不数册,不愿更阅者有之;名目烦多,无人别择,不知何所适从者又有之。惟创为丛报,则以上诸弊免。且月购一册,所费甚鲜。又可随阅者性之所近,而择一以研究之。是不啻以一册而得书数十种也。吾闻海上诸君子,发大愿,合大力,既赓续此报,复求所以改良者,吾未尝不为之距跃三百,喜而不寐也。……”

(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3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223

阿英编.晚清文学从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9,179

 

③ 胡适.胡适文存(三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222,385

 

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20

②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载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1

 

钱竞,王飚.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艺术史(第一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72

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例言.载 .李伯元全集(第三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85

包天笑. 钏影楼笔记.见载.小说月报(第19期),1942年4月(19)

李涵秋.广陵潮.第三十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306.

 

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6

② 祝均宙.上海小报的沿革. 载. 新闻研究资料.(第42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63 , 164∽165

 

魏绍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二).上海:上海书店,1997,180

钱仲联.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7,572

阿英. 晚清小报录. 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29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58

② 吴组缃.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二).上海:上海书店,1997, 523∽538

 

④阿英.晚清小报录.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38,130

 

阿英.晚清小报录.载杨光辉等编.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30

 

阿英.晚清小报录.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36∽137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见:张静庐.民国丛书第三编(41)上海:上海书店,1947,79

③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见:张静庐.民国丛书第三编(41)上海:上海书店,1947,78

申报.1885-05-31

 

 

转引自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51∽52

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 .载 最近之五十年?五十年来之新闻界.申报馆,1922

转引自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61

转引自李良荣.中国报刊文体发展概要.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33

阿英 .晚清小报录. 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30

② ③ 转引自冯并 .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06,114

 

 

转引自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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